岸本美緒
時間：民國92年8月23日星期六下午2：30-5：00
地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勤大樓四樓歷史系會議室
參與人：王德毅、王鴻泰、朱鴻、文仲瑄、何淑宜、呂士朋、宋惠中、吳大昕、巫仁恕、林麗月、邱仲麟、邱澎生、尤淑君、徐泓、張璉、張哲郎、陳怡行、陳啟鍾、鄭樑生、賴惠敏、吳正龍、張皓政、張繼瑩、謝崇熙、唐立宗、吳惠雯、林修合、陳怡行、翁建鍾
1.中國身份制度史的幾箇側面
徐泓教授
地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勤大樓四樓歷史系會議室
參與人：于志嘉、王德毅、王鴻泰、朱鴻、文仲瑄、何淑宜、呂士朋、宋惠中、吳大昕、巫仁恕、林麗月、邱仲麟、尤淑君、徐泓、張璉、翁建鍾、張哲郎、陳怡行、陳啟鍾、鄭樑生、賴惠敏、吳正龍、張皓政、陳怡行、張繼瑩、謝崇熙、唐立宗、吳惠雯、林修合
一、前言
在有關明代史的典籍中，《明史紀事本末》是一部得到學者高度評價的經典之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讚它：「排比纂次，詳略得中，首尾秩然，於一代事實極為淹貫。」[1] 在中國史學史上，是紀事本末體臻於完善之作。[2] 在明代史研究上，是一部經常被當作原始資料運用之作。因為在此之前的紀事本末，都是根據現有的史書編輯而成的，如《通鑑紀事本末》是依《通鑑》改編成的，史料價值不高；而《明史紀事本末》成書於順治十五年(1658)，在乾隆四年(1739)官修《明史》之前七十三年，其於史料之取捨及評論史事之觀點，有不少與《明史》有出入的地方，史料價值頗高。因此被近代史家認為是一部「可以與《明史》互為補充」，[3]「是最有用和最可靠的有關明史的早期著作之一」。[4] 自出版以來，三百多年間，一直被史學界認為是「研究明代史事的基本史籍之一」。[5] 閱讀全文
邱仲麟 標點
（本文因早期big5編碼問題，部分文字無法顯示，請參考 邱仲麟，〈「寶日堂雜鈔」所載萬曆朝宮膳底帳考釋〉，《明代研究通訊》，6，頁1-25。 ）
地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勤大樓四樓歷史系會議室
參與人：于志嘉、王德毅、王鴻泰、朱鴻、衣若蘭、何淑宜、呂士朋、宋惠中、、吳大昕、巫仁恕、林麗月、邱仲麟、邱炫煜、徐泓、張璉、陳怡行、張哲郎、陳怡行、陳啟鍾、鄭樑生、賴惠敏、羅麗馨、張皓政、林修合、張繼瑩、謝崇熙、唐立宗、吳惠雯、文仲瑄、喻蓉蓉
乾清宮膳。豬肉二百廿一斤八兩，鵝三隻，雞四隻，火薰肉四斤，雞子五箇，麵一百九十五斤，香油六十斤，嬭子三十斤，白糖七斤四兩，黑糖十二斤，麵觔一百五十個，菉豆八斤，豆腐一百十四連，腐衣四斤，豆粉十六斤八兩，豆菜八斤，香蕈十二兩，麻菇十二兩，回香十四兩，木耳十二兩，杏仁八兩，花椒十一兩，胡椒三兩，紅?二合，芝?一斗，青菉豆一斗二升，赤豆一斗，核桃三十二斤，紅棗十五斤，生姜一斤十兩，土?廿二斤。每日共銀二十四兩三錢八釐三毫九絲七忽五微，每月共銀七百四兩九錢四分三釐五毫二絲七忽五微。 閱讀全文
林麗月
地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勤大樓四樓歷史系會議室
參與人：于志嘉、王成勉、王德毅、王鴻泰、安碧蓮、朱鴻、衣若蘭、何淑宜、呂士朋、宋惠中、巫仁恕、林麗月、邱仲麟、邱炫煜、徐泓、張璉、張哲郎、陳怡行、鄭樑生、羅麗馨、張皓政、張繼瑩、謝崇熙、唐立宗、吳惠雯、文仲瑄、喻蓉蓉、林修合、陳怡行
一
殺嬰在傳統中國是歷史悠久的社會問 題，戰國以來，史載不絕。廣義地說，不論是產前的墮胎或產後的棄殺，都屬於殺嬰行為，不過傳統史籍所見的殺嬰多是將甫初生的嬰兒置於水盆中淹溺而死，因此 自古殺嬰通稱溺嬰，淹殺女嬰通稱溺女。宋代以後，「生子不舉」的記載日增，雖然溺殺的嬰兒男女皆有，但男嬰的生存機會多比女嬰高，因此女嬰一直是溺殺的主 要對象。 閱讀全文
大澤顯浩 OSAWA Akihiro*
（本文因早期Big5編碼轉換問題，部分文字無法顯示，請讀者參閱〈明代出版文化中的「二十四孝」―論孝子形象的建立與發展〉，《明代研究通訊》，第5期11-33頁。）
前言
闡明「二十四孝」的形成是一種揭開中國民俗性心態的問題。其整個過程有很多因素，例如有關宗族倫理的因素，儒教、佛教、道教等宗教性的因素，還有以母子結合的強固性代表的心理性的因素。透過這些因素，中國人一直認?孝道就是穩定社會和保障秩序最重要力量。
關於「二十四孝」的由來存在許多?法，現存「二十四孝」直接的藍本，應該是元末人郭居敬編纂的《二十四孝詩選》。日本書誌學專家川?一馬介紹《二十四孝詩選》(日本室町中期抄本)時，提到《續文獻通考》，認為《二十四孝詩選》是郭居敬所作。 [１] 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七十一，節義考，孝子云： 閱讀全文
巫仁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一、 明史紀事本末第一段史事：
（一）《明太宗實錄》，卷222，永樂18年2月；《太宗實錄》，卷223，永樂18年3月：
「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作亂」，「賽兒，縣民林三妻，少好佛誦經，自稱佛母，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為人馬相戰。」
邱炫煜節略*
一．校讀《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平徐鴻儒〉之後，對於徐鴻儒之亂的始末，得到了初步的認識。
緣於明末白蓮教徒王森，另創聞香教，在北直隸的教徒，橫 跨數省，聲勢浩大。王森死於萬曆四七年（一六一九），其教派繼承人王好賢（王森第三子）、山東之徐鴻儒，景州于弘志密約於天啟二年（一六二二）八月中同時 舉兵，惟徐鴻儒因故於五月先期舉兵，于弘志繼踵於六月起兵據武邑白家屯，欲取景州以應鴻儒，結局雙雙被捕正法，同年十月亂事平定，十一、十二月明廷獻俘奏 凱、敘平妖功；王好賢則逃亡，至天啟三年十二月才於揚州被捕。是以《明史紀事本末》本卷之中，敘述平定徐鴻儒、王好賢、于弘志之亂始末，卷名即為〈平徐鴻 儒．附王好賢、于弘志〉。王好賢為王森之子，在教中地位崇高，徐鴻儒則實際領導舉事，故而成為主角，于弘志起兵則如曇花一現，迅速為官軍所平定。清初查繼 佐《罪惟錄》對此有不同的看法。論曰：
賊鴻儒為王好賢經營二十餘年，而好賢名不彰，夫為賊求知名亦不易哉！嗟，知名賊亦似有福在矣。以賊名究不名賊，又不入此例。梁家樓彷彿《水滸》演義，以彷彿學為賊，知名，更一奇哉。[I]
濱島敦俊教授（國立國際暨南大學歷史學系）
何淑宜2002/4/27
一、前言
關於《明史紀事本末》的史源問題，早期學者多認為主要參考自高岱《鴻猷錄》、張岱《石匱書》、談遷《國榷》等，近來經過多位學者的重新校讀，發現谷氏團隊撰寫此書時，參考底本多樣而豐富，往往隨主題的差異而選擇不同的參考資料。
本書卷51〈更定祀典〉，專記嘉靖一朝議禮諸事。因此在選擇校勘的史著時，除編年體類的材料外，另也選取部份典制類史著、紀傳體資料與諸臣文集互校。以下為主要選取的材料：
邱仲麟*
前言
姚旅所撰《露書》，以往學者提及者不多。謝國楨先生在四十年前（1960年）所著的《明清筆記叢談》中，曾對《露書》予以簡要介紹。書中認為該書各篇中，「以風篇、錯篇記當時的事實，最為詳核。」又云：「他曾遊歷京洛，北上太原、洪洞、大同，南涉嶺海，還到過雲南。所經過的地方，人情風俗，節候風氣，戲劇樂舞，都有所記述。還記載了些朝鮮、琉球、越南諸國及西南少數民族的習慣；以及西洋利瑪竇等人東來的事蹟。」謝先生認為其中有很多可採的資料，例如有關樂器各條，「很可供音樂家的參考。」書中所記的雲南火把節的資料，「也有其參考價值。」另外，謝先生又舉到書中所記關於歐州人東來的事蹟，以及煙草傳入中國的事實，都是不錯的史料。 [1]
昔日讀謝國楨先生書中此段記述時，遍查臺灣各圖書館，均未見收藏該書，深以未能通讀全書為憾。五年前，《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刊行，於該叢書子部中見《露書》， [2] 惜以正撰寫博士論文，未能細讀。近日細讀此書，殊覺當中所載，誠如謝國楨先生所言，極富史料價值，爰是將書中關於明代社會經濟方面之史料，予以進一步介紹，以為明代研究之助。 閱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