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麗月
地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勤大樓四樓歷史系會議室
參與人：于志嘉、王成勉、王德毅、王鴻泰、安碧蓮、朱鴻、衣若蘭、何淑宜、呂士朋、宋惠中、巫仁恕、林麗月、邱仲麟、邱炫煜、徐泓、張璉、張哲郎、陳怡行、鄭樑生、羅麗馨、張皓政、張繼瑩、謝崇熙、唐立宗、吳惠雯、文仲瑄、喻蓉蓉、林修合、陳怡行
一
殺嬰在傳統中國是歷史悠久的社會問 題，戰國以來，史載不絕。廣義地說，不論是產前的墮胎或產後的棄殺，都屬於殺嬰行為，不過傳統史籍所見的殺嬰多是將甫初生的嬰兒置於水盆中淹溺而死，因此 自古殺嬰通稱溺嬰，淹殺女嬰通稱溺女。宋代以後，「生子不舉」的記載日增，雖然溺殺的嬰兒男女皆有，但男嬰的生存機會多比女嬰高，因此女嬰一直是溺殺的主 要對象。
明清兩代，溺女之風似有更盛的趨 勢，梁其姿、夫馬進、趙建群、Ann Waltner、常建華等學者先後有專文探討，對促成溺女的相關經濟因素及其救濟措施有相當深入的探析。筆者曾據明代地方志及文集等著述探論其中的溺女記 述所反映的時人觀感與社會變遷，發現若干地方志中錄有勸戒溺女的通俗詩歌，文字淺顯又切近人情，頗值得注意。本文擬針對其中〈戒殺女歌〉的作者問題試加考 索，並就所見相關文獻的社會史意涵稍加分析，希望對了解這些文獻的史料價值有所助益。
二
明代中葉以後，有些地方官為革除溺 女陋俗，除了加強禁約，賞罰兼施，還親撰宣導性質的歌謠，勸民舉女。這類文字多為五言歌行體，見於明清記載者，有的稱作「舉女歌」，有的題為「戒殺女 歌」。其中流傳最廣的是由二十四個詩句串成的〈勸民舉女歌〉。明代方志中全文抄錄此歌，最早見於嘉靖《淳安縣志》，所錄內容如下：
虎狼性至惡，猶知有父子。人為 萬物靈，何獨不如彼。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生男既收養，生女顧不舉。我聞殺女時，其狀苦難比。胞血尚淋漓，有口不能語。伊嚶盆水中，良久乃得死。吁嗟 父子心，殘忍一至此。我因訓吾民，無為殺其女。荊釵與布裙，未必能貧汝。隨分而嫁娶，男女得其所。此歌散民間，吾民當記取。
這首舉女歌的作者，清代方志多認為是明代淳安縣令姚鳴鸞，美國學者Ann Waltner 在其探討明清溺女與嫁妝之關係的研究中，也以姚氏為此歌作者，並以近三頁的篇幅逐句譯解這首歌謠的內容。
但在清人鄭方坤所輯《全閩詩話》則錄有「莆田周石梁〈戒殺女歌〉」，其歌內容如下：
虎狼性至惡，猶知有父子。人為萬物靈，奈何不如彼。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生男則收養，生女顧不舉。我聞殺女時，其苦狀難比。胞血尚淋漓，有口不能語。 咿嚶水盆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殘忍一至此。我因勸吾民，毋輕殺其女。荊釵與裙布，未必能貧汝。隨分而嫁娶，男女兩得所。此歌播民間，萬姓當記取。
此歌與前引「勸民舉女之歌」一樣共24 句，唯其中部分詩句有一、二字的出入，如「奈何不如彼」，前歌作「何獨不如彼」；「咿嚶水盆中」，前歌作「伊嚶盆水中」；「毋輕殺其女」，前者作「無為殺 其女」；「荊釵與裙布」，前歌作「荊釵與布裙」；「男女兩得所」，前者作「男女得其所」；「萬姓當記取」，前歌作「吾民當記取」等。
此外，明末鄭瑄《昨非庵日纂》書中也錄有一段雷同的舉女歌，然其內容不是明清《淳安縣志》所錄的24句五言歌謠，而是32句，作者未加標題，亦未有相關記事，為便於討論，茲抄錄如下：
虎狼性至惡，猶知有父子。人為 萬物靈，奈何不如彼。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我聞殺女時，其苦狀難比。胞血尚淋漓，有口不能語。咿嚶盆水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殘忍一至此。我因 勸吾民，毋為殺其女。荊釵與裙布，未必能貧汝。女性最柔慈，愛親甚於子。男子多出外，女常守父母。男子多違拗，女常順父母。男子少伏事，女常近父母。男子 少悲哀，女常哭父母。女有孝順心，每每救父母；女有好夫子，每每顯父母。
這段文字自「虎狼性至惡」至「未必能貧汝」20句，顯然抄錄自上述〈戒殺女歌〉，自「女性最柔慈」以下14句，則為前歌所未見。
去歲歲末獲贈常建華教授近作〈明代溺嬰問題初探〉，始得見《餘姚江南徐氏宗譜》也錄有一首〈戒殺女歌〉，題為「莆田周召梁」所作，其文曰：
莆田周召梁 〈戒殺女歌〉云：虎狼性至惡，猶知有父子。人為萬物靈，奈何不如彼。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生男則收養，生女顧不舉。我聞殺女時，其苦狀難比。胞血尚淋 漓，有口不能語。咿嚶水盆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殘忍一至此。我因勸吾民，毋為殺其女。荊釵與裙布，未必能貧汝。隨分而嫁娶，男女兩得所。此歌散民 間，萬姓當記取。
這段文字與清人鄭方坤《全閩詩話》 中所錄「莆田周石梁〈戒殺女歌〉」，除了「此歌散民間」句中有「散」與「播」的一字之差外，其餘完全相同，較前引鄭瑄《昨非庵日纂》傳抄文字的吻合度更 高。常教授文中曾引瞿宣穎輯《中國社會史料叢鈔．贛南異俗》謂成化初福建人周瑛任廣德知州時，「為其州多溺女作〈戒殺女歌〉」，因疑《餘姚江南徐氏宗譜》 所引〈戒殺女歌〉作者周召梁即為周瑛。此與拙文〈風俗與罪愆〉初稿之說不謀而合。不過，由於常文重心在探討明代溺女問題的成因，對此歌與《淳安縣志》及幾 種明清史籍中所載知縣姚鳴鸞的關係，常教授文中並未進一步探究。
檢索明清史籍，未見姚鳴鸞小傳，生 平不得其詳。周瑛則不僅《明史‧儒林》有傳，並有大儒鄒守益（1491-1562）之〈翠渠周公祠記〉與黃宗羲（1610-1695）所撰小傳傳世。據 《明史》本傳載，周瑛字梁石，號翠渠，福建莆田人。成化5年（1469）得進士，授廣德知州，歷南京禮部郎中、江西撫州知府，弘治初年進四川右布政使。鄒 守益曾撰〈翠渠周公祠記〉稱許周瑛任職廣德時勤於著述教化，「廣孝有錄，而喪葬之禮嚴；廣慈有訓，而溺女之俗革。」黃宗羲〈方伯周翠渠先生瑛〉小傳則載： 「先生以民惑鬼神，著《祠山雜辯》；又以緩葬溺女，著《教民雜錄》；又著《經世管鑰》、《律呈管鑰》、《字書管鑰》，固以博為事也。」可惜周瑛為改革廣德 州當地緩葬與溺女的陋俗所著之《教民雜錄》今已不傳，乾隆初年纂修的《廣德州志》也未見輯錄周氏所作舉女歌。但《全閩詩話》、《餘姚江南徐氏宗譜》都錄有 文字相同、全文120字的〈戒殺女歌〉，前者稱係「莆田周石梁」所作，後者則作「莆田周召梁」，石梁、召梁顯然俱為梁石之誤。
但這首〈戒殺女歌〉的作者，何以在嘉靖以後的地方志中變成姚鳴鸞？推源究始，應是姚鳴鸞在淳安知縣任內刊行此歌勸民舉女，後來經過不斷傳抄而誤為姚氏所作。據嘉靖《淳安縣志》載：
嘉靖甲申（12年，1524）春，知縣姚鳴鸞給示印行民間，…，又以淳人生女多淹而殺之，禁弗止。復刊行前輩勸民舉女之歌以警覺之。
志中只說姚鳴鸞重刊「前輩」所作勸民舉 女之歌，可見此歌既非出自姚氏之手，且早在嘉靖12年（1533）以前已有刊刻。康熙年間修纂的《淳安縣志》也收錄了此歌，謂：「淳人生女多不育者，姚鳴 鸞復採舉女之歌以相勸。」 此時也只說姚氏「採」此歌勸民，並未說是姚氏所作。但到了光緒10年（1884）刊刻的《淳安縣志》，則稱「前令姚公鳴鸞有勸民舉女歌」，志中抄錄此歌全 文，題為「姚鳴鸞勸民舉女歌」。此時縣志編者已直指這首舉女歌為姚鳴鸞所作，而非採擇或重刊「前輩」的歌謠了。
綜上所述，可以確定這首120個字 的〈戒殺女歌〉為成化初年周瑛於廣德知州任內所撰，嘉靖初年淳安知縣姚鳴鸞加以重刊，廣為勸誡宣導，經過明、清兩代《淳安縣志》的傳抄，到光緒年間，縣志 已將此歌作者完全誤為姚鳴鸞，但在少數宗譜及文人著述中仍留下周瑛撰〈戒殺女歌〉的線索。
三
這 首由周瑛所撰、嘉靖初年姚鳴鸞推廣的〈戒殺女歌〉，目的在勸阻溺女，歌中譴責殺女滅絕人性，兇殘甚於虎狼（虎狼性至惡，猶知有父子。人為萬物靈，奈何不如 彼），對溺嬰過程也有簡要的描述（胞血尚淋漓，有口不能語。咿嚶水盆中，良久乃得死）。此外，還有一點性別的說理（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荊釵與裙 布，未必能貧汝）。整體而言，對女子生存權可說充滿人道的關懷。
如前所述，明末鄭瑄《昨非庵日纂》 書中所錄的32句的歌謠，其前20句來自周瑛〈戒殺女歌〉，後14句的原始出處，則無從查考。但其中的性別論述，顯然較周氏〈戒殺女歌〉更為豐富，作者似 乎深諳人類與生俱來的性別差異，以男女對比的方式娓娓道出養育女兒的好處，其中「女性最柔慈，愛親甚於子」、「男子多出外，女常守父母」、「男子多違拗， 女常順父母」，頗能貼近人們對兒子、女兒各有短長的社會心理，讀之令人會心一笑。而為了鼓勵人民養育女兒，歌謠中的倫理論述（孝順）竟以凸顯「女勝於男」 為基調，在同類文獻中也不多見。
此外，嘉靖《豐乘》也收錄了一首勸戒溺女的歌謠，此歌無題，是婺源潘潢在樂清知縣任內所作，歌云：
女一怨兮，怨無親，父兮母兮，生我不辰。男此人，女此人，鞠一殺一兮何不均。荊釵布裙，及期婚姻，君子以與為家兮不患貧。
女二怨兮，怨無鄰，天施地生，何莫不仁，恩斯勤斯，粥子之閔，胡為乎視赤子無知而就死地，不若越人之視秦。
其中的「荊釵布裙，及期婚姻，君子 以與為家兮不患貧」與前述〈戒殺女歌〉之「荊釵與裙布，未必能貧汝」似有傳抄之跡，然而此歌以女兒的口吻悲嘆父母不仁，語多哀怨，「男此人，女此人，鞠一 殺一兮何不均」，更是對社會重男輕女觀念的控訴。雖然相較於前述〈戒殺女歌〉的淺白簡要、易於成誦，這首歌謠的文字顯得較為艱深，但歌中所隱含的「生而為 女」的主體性，較之〈戒殺女歌〉著重「官」對「民」的倫理訓誨，似乎更能貼近真實社會的底層，也更為感人。
雖然從明清溺女之風盛行的事實來 看，我們不能過份誇大這些歌謠嚇阻殺嬰行為與改變人們觀念的作用，但透過這些歌謠，除了可以觀察明代地方官戒除溺女陋俗的努力外，深入探究歌中意涵，對我 們瞭解明清的性別與倫理觀念也有積極的意義。尤其這類歌謠為了鼓勵人民養育女兒，有的強調「生女未必忤逆」，有的宣揚「女兒比兒子孝順」，在親子關係與家 庭倫理中凸顯「生女勝於生男」，不無切近人情與現實之處，這在一向被認為重男輕女的傳統社會中，實堪玩味，值得繼續蒐羅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