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怡行

（本講義第二部分遺失，讀者可參考陳怡行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五「平河北盜」校讀〉）

時間：民國九十二年10月25日星期六下午2：30-5：00
地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勤大樓四樓歷史系會議室
參與人：王德毅、王鴻泰、朱鴻、文仲瑄、何淑宜、呂士朋、 唐立宗、吳惠雯、宋惠中、吳大昕、巫仁恕、林麗月、邱仲麟、邱澎生 、林修合、陳怡行、徐泓、尤淑君、張璉、張哲郎、陳怡行、陳啟鍾、翁建鍾、謝崇熙、吳正龍、鄭樑生、賴惠敏、張皓政、張繼瑩

壹、前言

《明史紀事本末》向為研讀明史所必備的案頭書，其評價甚高。自明史學會開始校讀《明史紀事本末》之後，問題浮現。關於《明史紀事本末》的幾項共通性的錯誤，之前的校讀中已詳細說明，故不贅述。另外關於《明史紀事本末》的史源、史識部分，則有必要提及。《明史紀事本末》共有八十篇，將有明一代三百多年史事，以專篇方式呈現。關於篇名的選定，唐立宗先生在校讀〈平南贛盜〉中說明篇名的問題。[1]關於史源的部分，則每篇取材的版本不一，並非專以某部書做為取材的標準，邱炫煜先生就此也進行了全面性的分析。關於史識方面，徐泓老師發表的多篇校讀中，皆兼論其選材標準，選材標準取捨，便牽涉到史識的問題。

《明史紀事本末》雖為谷應泰所著，但實則由谷應泰於浙江提督學政任內，[2]延攬一批文人學士協助他編纂而成。[3]因此，或一人撰寫一至數篇，再將蔣棻的《明史紀事》改為各篇目結論的「谷應泰曰」這一部份。至此，可以發現一個問題，也就是每篇的撰寫者或不同人，而谷應泰藏書亦多，可參考援引的書籍因個人的取捨而有所不同，故，每篇的史源便有所不同。

校讀《明史紀事本末˙平河北盜》的目的有下列幾項：一為接續前人研究，考察《明史紀事本末》的史源及選材標準。一為由於正德朝的評價，向來正反不一，但大多為負面評價，僅何喬遠對於正德持較正面的評價，因此，欲藉由校讀〈平河北盜〉一文，觀察正德朝在處理盜亂時所持態度及國家運作方式，以期重新認識正德一朝。一為，河北盜亂在地域上並不同於其他盜亂，發生於北直隸、山東、河南，接近京師；這一盜亂發生的時間久，區域廣，[4]無論討伐官軍及作亂盜賊，規模皆十分龐大，與內外朝的互動緊密，甚至京師曾三度戒嚴，邊兵內調也由此始，實為明中期具代表性的盜亂。

本次校讀以華世出版社《明史紀事本末》[5]為底本，參照中華書局《明史紀事本末》校讀版，[6]並參照下列的書籍進行校讀：

1. 談遷《國榷》（台北：鼎文書局，1978）
2. 高岱《鴻猷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 朱國禛《皇明史概˙皇明大事記》【《續修四庫全書》四三０史部雜史類，據明崇禛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4. 朱國禛《皇明史概˙皇明大政記》【《續修四庫全書》四二九˙史部˙雜史類，據明崇禛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5. 張岱《石匱書》【《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別史類，據南京圖書館藏稿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6. 黃光昇《昭代典則》【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三，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八年周曰校萬卷樓刻本】（台南：莊嚴文化事業，1996）
7. 焦竑《國朝獻徵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０二，中國史學叢書影印明萬曆四十四年徐象曼山館刻本】（台南：莊嚴文化事業，1996）
8. 蔣棻《明史紀事》【中國野史集成14】（成都：巴蜀書社，1993）
9. 王鏊《守溪筆記》【歷代筆記小說集成‧明代筆記小說】（石家莊市：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10. 祝允明《江海殲渠記》【百部叢書集成29‧今獻彙言29】（台北：藝文印書館，1968）
11. 張萱《西園聞見錄》【明代傳記叢刊‧綜錄類30】（台北：明文書局，1991）
12. 《明武宗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校勘本，1962）

本次校讀以《明武宗實錄》做為校讀的依據，換言之，所有因校讀所產生的問題，諸如：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等，皆以《明武宗實錄》所載為準，進行校讀。

本文擬逐段校讀〈平河北盜〉本文，試圖尋找史源，並以史源與文本進行比對，校其疏漏。藉由校讀所發現的各項疏漏，進行分析，並以〈平河北盜〉為核心，討論《明史紀事本末˙平河北盜》所未取材的部分，進一步討論其史識。另，亦希冀能夠與在此之前所發表的相關校讀文章進行對話。

1. 武宗正德四年秋九月，畿南盜起。時劉瑾用事，專恣驕橫。京師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地方，京衛屯軍，雜居其地，人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劫掠，號響馬盜。至是，聚檔益熾。瑾欲速除之，分遣御使甯杲於真定，殷毅於天津，薛鳳鳴於淮陽，專事捕盜。舊例，御使出，不得以家屬隨。至是，杲等許攜家往，以滅賊為期。鳳鳴在歸德，與守備指揮石璽會飲，令人歌舞為樂。邏卒奏之，傳旨降鳳鳴為徐州弓手，毅在天津稍收斂。惟杲奏立什伍連坐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械盜賊入真定，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彌日不絕。瑾以捕盜功，擢杲、毅僉都御使，仍專督捕盜。

按：《明武宗實錄》59/2a，正德五年春正月壬戌條：「黜南直隸巡捕御史薛鳳鳴，編為徐州驛弓手…未幾令鳳鳴巡捕如故。」《國榷》48/2963，亦有記載。則薛鳳鳴遭降，實於正德五年正月。另，關於薛鳳鳴遭降一事，似參照了《實錄》與《國榷》二書，但大部參自《實錄》。《實錄》與《國榷》對於薛鳳鳴遭降一事的記載，與甯杲、柳尚義兩人同列於一條，此與本段異。在敘述方面，《實錄》中載「鳳鳴巡歷宿州，與所部指揮石璽，會飲教場，投壺蹴鞠，為瑾緝事者所發，下吏部劾治。」與本段敘述異。查《國榷》，僅記「在歸德日酣飲」。

2.五年冬十月，霸州降盜劉六、劉七叛。初，霸州文安縣大盜張茂家有重樓複壁，多為深窖，同時劉六、劉七、齊彥名、李隆、楊虎、朱千戶等皆附之。諸大璫多文安人，茂通賂納交。太監張忠者，號北墳張，與茂居鄰，結為兄弟。因得?賂馬永成、谷大用輩。常因內官家人，出入禁中，進豹房，觀上蹴踘，益無忌憚。河間參將袁彪數敗賊，茂窘，乃求救於忠。忠置酒私第，招彪與茂東西坐，舉酒屬彪，字茂曰：「此彥實吾弟耳，今後好好相看，無相□（扼）也。」又舉屬茂曰：「袁將軍與爾好，今後無擾河間。」彪畏忠，不敢誰何，諸將聞風□□（縮肉）。及甯杲至，有巡捕李主簿承杲意，偽作彈琵琶優人入茂家，具知曲折。杲率驍勇數十人，乘不備，掩擒之。斧折茂股，載歸。餘賊相率至京，謀逭罪。忠與永成為請於上，且曰：「必獻銀二萬，乃赦之。」劉瑾家人梁洪亦索萬金。六、七、楊虎，計無所出，潛至近境，冀以足所獻。會虎焚官署，六、七知事敗，散去。六、七膽大，[7]弓矢絕倫，諸盜皆畏之，涿州州官知其能，召至，協捕有功。御史蔣瑤亦用而賞之。或勸瑤并絕禍本，二人竟颺去。杲仍圖形捕之，逮繫妻孥，盡破其家，六等窮蹙憤恚，乃相聚抗官府，劫行旅。既，劉瑾伏誅，杲亦被劾，麾下健兒多歸之。詔下討賊，仍許自首免罪。六等遣其姊出首，自領三十四人詣州。知州郭坤以聞，貰之令捕他盜自效。至是，復叛去，往附畿內盜白英。時

按：「初，霸州文安縣大盜張茂家有重樓複壁…六、七知事敗，散去。」見《明武宗實錄》91/7a-8b；《明武宗實錄》91/7a-8b「因得?賂馬永成、于經、谷大用輩」，本段文脫漏「于經」一人。另，本段文「必獻銀二萬乃赦之，劉瑾家人梁洪亦索萬金」，《實錄》中則為「必獻銀一萬，乃赦之」，相差二萬兩；《皇明大事記》25/1b亦脫漏「于經」。本段「觀上蹴踘」，《皇明大事記》中為「…侍上蹴踘」較為合理。「六、七膽大，弓箭絕倫…」《皇明大事記》25/2b「六、七膽力弓箭絕倫」較合理，疑筆誤。「或勸瑤并絕禍本，兩人竟颺去」，《皇明大事記》為「或勸瑤并捕絕禍本，二人覺，颺去」。「至是復叛去」；《皇明大事記》「正德五年十月事也。尋復叛去…」提出時間點，對於時間斷限有明確交代，而《明史紀事本末》僅以「至是」二字，不易清楚斷限。本段文意大率與《皇明大事記》同。

3.六年春正月，霸州巨盜劉六、劉七聚眾攻安肅縣，?取繫獄盜黨齊彥名。時，窮民響應，旬日間，眾至數千，?掠畿南州縣。霸州文安生員趙風子者，名鐩。有勇力，好任俠，每大言自負。先是，劉六等攻掠文安，鐩率妻子避賊立水中，賊劫其妻，將汙之。鐩怒，奮往殺傷二賊，為劉六、劉七所擒，說使降，許納，[8]歸家與弟鐇、鎬聚五百人，會於河間，由是賊黨益繁。自畿南達山東，倏忽來去，勢如風雨。乃命指揮同知李瑾統京營千人往討。瑾至德州，奏言：「白英約四百人，分為二。一劫諸城，高蜜、安邱、沂水。一自穆陵關南，陷魚臺，直趨金鄉。賊所得皆民間馬，一晝夜數百里馳，而官軍馬少，無以追敵，請於山東、直隸取給備戰。」從之。命瑾充參將捕盜。

按：關於趙鐩其事，《皇明大事記》25/2b－3a提及，救齊彥名的順序與本文相異。《皇明大事記》中，先是說降趙鐩後，再聚眾至安肅救出齊彥名。《鴻猷錄》則與《明史紀事本末》的時間順序相同，但《鴻猷錄》12/278所記的時間卻是「正德六年秋七月」，這又與本文時間為「正德六年春正月」相差了半年之久！《明武宗實錄》卷九十二正德七年九月條中僅記趙鐩加入過程，未紀錄時間，故時間順序，應可再考。《明武宗實錄》71/7b-8a「乃命坐營署都指揮同知李瑾統京營千人討之。以御使吳堂紀功兼治?餉，至德州。」另，此處地名「安邱」，《明武宗實錄》為「安丘」，疑為筆誤。又，《明武宗實錄》「請於東兗、濟南及直隸養馬地方…」本段將「東兗、濟南」兩處化約成山東一省，地域擴大了。又，《明武宗實錄》載「…部議，如所請，且言宜稍假瑾權，乃命瑾充參將提督補盜。」將李瑾的升遷交代清楚，而本文僅一言括之。

4.三月，賊入博野、饒陽、南宮、無極、東明等縣，深、冀、定、祁、開等州境，大肆殺掠，攻濱州、臨朐、臨淄、昌樂、日照、蒲臺、武城、陽信、曲阜及泰安州，皆破之。時賊眾強，多出不意突犯，所在單弱，勢不能支，李瑾東西奔命。吏部尚書楊一清建言，推用大將，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從之。命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召馬中錫為右都御史，提督軍務，統京營兵，征流賊。

按：「賊入博野…大肆殺掠」一段，出自《明武宗實錄》73/7b。「攻濱州…皆破之。」 一段，出自《明武宗實錄》73/8b。「吏部尚書楊一清建言…從之」一段，《明武宗實錄》73/6a-b中「吏部尚書楊一清上平盜十二事…」並非只有平盜一事。《明武宗實錄》73/8a「陞巡撫大同左副都御史馬中錫為右都御史」而非文中「召」。

5. 夏五月，兵部尚書何鑑奏禦盜事宜。時承平日久，民不知兵，郡縣望風奔潰，甚至開門迎款，以故南北不通，人情洶洶。鑑建議：「選將練兵，嚴號令，公賞罰，募義勇，起用舊將曰玉等數人。奏行山東、直隸等處，修濬城隍，選補軍餘，錄用民間武勇，不許遺以資賊；鄉村鎮店，結伍立寨，互相應援。河南、山西等處，設兵黃河，斷太行以防奔突，京操官軍，俱留本處，分守郡縣。又於漕運十二把總部下，每船選精卒一人，沿河駐劄，以防運道商旅。」詔悉從所議。鑑復奏：「遣都督黃琮、張俊統兵分佈霸州等處。」

按：《皇明大政記》23/10b「起革職總兵白玉等效用」，從中可知，文中「曰玉」應為「白玉」。

6.六月，流盜趙鐩、劉三、邢老虎、楊虎，分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名，分掠山東。鐩等由河南、山西，自西而東，踰曲周、威縣，直抵文安，復往河間、泊頭、慶雲。由山東陽信、海豐向西南上江為散地。六、七等踰山東、河南出湖廣、江西，仍由故道入長清、齊河等縣，直抵霸州。復走山東，向東南下江為絕地，所至縱橫，如蹈無人之境。大抵賊俱起畿內，恃馬力，倏忽馳驟。棲野，不佔城郭；蹈虛，不立方所。每戰，驅脅從者居前，呼號衝突，官軍見形即縮，賊相與笑樂，恣所殺掠。稍遇勁兵，前者俱陷，自以精騎覘勢為進退，莫可控揣。官軍雖屢有小捷，然失亡多。黠者又受賊賂，多縱舍賊。指揮桑玉嘗與劉六、劉七遇文安村中，六、七匿民家樓上，欲自刎，玉故緩之。有頃，齊彥名持大刀，脅官軍敗衄者數十人至樓下，彥名曰：「呼，諸敗軍皆呼。」[9]彥名曰：「救至矣，無恐也。」六、七遂彎弓注矢以出，射殪數人去，各地方官互相推委。時馬中錫、張偉所領京營人馬，多不簡閱。中錫書生，欲效龔遂化渤海事，招撫解散；張偉紈?子，怯不能戰。中錫遍檄諸路，榜示：「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獲，與供飲食，若聽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兒園駐兵，單車從數卒直抵賊壘，開其自新。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內臣主國事，馬都堂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伺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劫金銀輦載至京饋權倖，求赦不得，遂益肆劫掠，眾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劫馬都堂家。由是謗騰，謂中錫玩寇殃民。兵部尚書何鑑劾中錫、偉擁兵自衛，縱賊不戰，逮下錦衣衛獄論死。中錫竟死獄中，偉革爵閒住。

按：本段與《皇明大事記》25/7b中文字大率相同，應從中引出。本段，《皇明大事記》載其發生於正德六年七月，列於「棗強縣知縣段豸死之」一事之後。另，《明武宗實錄》77/5b將此事載於正德六年七月，以「近聞強賊劉六等…」起始，可見《明武宗實錄》記載非為六年七月事，但未確切指明為六月事。《皇明大事記》可能引自《明武宗實錄》，而未查明便以為是七月發生。而本段「指揮桑玉嘗與劉六、劉七遇文安村中…射殪數人去」於《明武宗實錄》91/7a-8b提及，事發於正德六年六月，故可知本段所舉之例，仍以六月中事為例；故，時間應為正德六年六月無疑。「時馬中錫…偉革爵閒住」一段，《明武宗實錄》87/7b-8a將此事做一總結。關於本段，《鴻猷錄》12/278「中錫書生…偉貸死奪爵」一段相類，但《鴻猷錄》敘述較本段簡約；另，《鴻猷錄》此段與《石匱書》〈盜賊列傳〉218/18b-19b文字完全相同，應為張岱抄錄高岱《鴻猷錄》而來，而《明史紀事本末》再以《石匱書》為本，撰寫本段。

7.八月丁巳，劉六、劉七、齊彥名、楊虎等合兵以二千騎破棗強縣，屠戮甚慘，知縣段豸死之。

按：《明武宗實錄》77/3b為正德六年七月事，與此相差一個月。另，《昭代典則》24/52a則將此事載於「冬十月，賊破棗強縣…」，時間又異於前。《皇明大政記》23/10b將其事載於六月。《皇明大事記》25/6b將其事在於七月。《國榷》卷四，將此事載於七月。援此，七月出現三次，一為《實錄》所載，年代錯誤應較它書少，一為《大事記》所載，記敘較它書翔實，加之《國榷》亦載之於七月；故以為，應為正德六年七月事。

8.命伏羌伯毛銳充總兵官，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大發兵討流賊。馬中錫等既無功，中官因以討賊非書生所能辦，遂以大用等帥兵討賊。何鑑奏令陸完率領主事田蘭等招募民兵，地方大擾；又奏調宣府副總兵許泰，游擊卻永；大同總兵張俊，游擊江彬；延綏副總兵馮禛，入征內地；俱聽谷大用、陸完節制。

按：《明武宗實錄》78/2a於正德六年八月命陸完提督軍務；《鴻猷錄》12/279中僅谷大用、陸完二人，無毛銳；《石匱書》10/15a-b載「八月大發兵討劉賊，命伏羌伯毛銳充總兵官，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皇明大事記》25/8b-9a「以伏羌伯毛銳、兵部左侍郎陸完兼左僉都，督邊兵討賊」；《昭代典則》24/52a「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以伏羌伯毛銳為平賊將軍充總兵官，率師討賊」；由上述，脫漏「毛銳」。《明武宗實錄》6945/8b正德六年七月，何鑑調宣府、大同延綏兵將，「調邊兵，自此始」。另，「卻永」應為「郤永」。

（第二部分遺失）

《明史紀事本末》的史源問題，前人有數種說法，邱炫煜先生曾對於《明史紀事本末》的史源進行詳細的考證。從邱炫煜先生的文章中，可知《明史紀事本末》一書，篇目及史論部分多出於蔣棻《明史紀事》，史事部分則以認為是多自《石匱書》、《國榷》二書所出。

　　關於《明史紀事本末》史源問題的討論，徐泓老師於〈《明史紀事本末‧南宮復辟》校讀：兼論其史源、編纂水平及作者問題〉一文中，提出，《石匱書》、《石匱書後集》、《國榷》與《鴻猷錄》等，應為《明史紀事本末》主要史源。另外，更進一步論證《明實錄》應為《明史紀事本末》所採用的史源之一。其說法為，嘉靖以後，士人輾轉傳抄，廣為流傳，故，明清之際《明史紀事本末》的作者群應不難查閱參考。

　　本篇史源，經校讀後，包含「谷應泰曰」共有32段，推論其史源：未確定史源段落10段，出自《昭代典則》9段，出自《皇明大事記》4段，出自《石匱書》5段，出自《明武宗實錄》2段，出自《鴻猷錄》1段，出自《明史紀事》1段。由於《明史紀事本末》乃是由編輯群編纂成書，谷應泰藏書亦豐富，故，有可能在編輯的過程中，編輯群同時撰述各篇文章，則所參考援引的書籍，便會有所不同；[20]在校讀〈平河北盜〉時，便發現連續數段引自同一本書的情形。邱炫煜先生曾提出《昭代典則》、《皇明大事記》不是《明史紀事本末》之史源，本篇校讀結果則發現，這兩部書在本文中，共援引了13段之多，佔整篇文章三分之一強。

〈平河北盜〉中，未確定史源部分多達10段，或有可能轉抄自筆記小說或其他尚未發現的相關文獻，或為已知各書轉錄合輯而成。日本學者曾經以〈平河北盜〉為例，針對《明史紀事本末》與《鴻猷錄》之間的關係發表過看法，[21]認為仍有許多不同史源。

從本篇校讀所發現的史源，除了徐泓老師提出的《明實錄》、《國榷》、《鴻猷錄》、《皇明大事記》、《石匱書》、《石匱書後集》、《明史紀事》、《復辟錄》、《憲章錄》、《記錄彙編》、《賓退錄》之外，應還包括了《昭代典則》一書。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評《明史紀事本末》，「排比纂次，詳略得中，首尾秩然，於一代事實，極為淹貫」，但近年來，經由校讀《明史紀事本末》各篇目發現，對於此一評價，實有待商榷。

從本篇校讀中發現，文章中敘事人稱常有變化，有時以官軍為第一人稱，如「我軍聲燄震天」，有時則以第三人稱敘事。今就這一現象進行全文分析。第1段稱「響馬盜」、「盜」，第2段稱「降盜」、「大盜」、「盜」，第3段稱「巨盜」、「賊黨」，第4段稱「賊」，第5段稱「賊」，第6段稱「流盜」、「賊」，第8段稱「流賊」、「賊」，第9段稱「賊」，第10段稱「賊」，第11段稱「賊」，第12段稱「盜」，第13段稱「流賊」，第14段稱「賊」，第15段稱「賊」，第16段稱「賊」，第17段稱「賊」，第18段稱「河南賊」，第19段稱「賊」，第20段無稱謂，第21段無稱謂，第22段稱「賊」，第23段稱「賊」，第24段稱「逆盜」，第25段稱「賊」，第26段稱「賊」、「賊黨」，第27段稱「賊」，第28段稱「賊」，第29段無稱謂，第30段稱「賊」，並以第一人稱，稱「我軍」，第31段稱「流賊」。從以上可之，除第30段以明政府軍隊為第一人稱外，皆以第三人稱稱呼政府軍隊。而本文中，前幾段稱河北盜為「盜」者居多，至第8段後，全稱為「賊」而不以「盜」稱。

本篇文章經校讀後發現，文中較嚴重錯誤分為三類，一為數目字錯誤，有6處。一為時間錯置，有12處。一為事件錯誤，有3處。其中以事件錯置的情形最為嚴重，事件本末與史實出入極大，可參照第10段、第15段、第19段。從以上可知，撰寫〈平河北盜〉的態度並不嚴謹，對於史事正確與否的堅持亦嫌不足，因此史事內容錯誤，林林總總，每段皆有。另外，考證亦不嚴謹，才會發生事件錯置，甚至兩事併為一事混談的現象產生。又，關於「谷應泰曰」的史識部分，也與史事內容有出入。關於「谷應泰曰」，已知為蔣棻《明史紀事》所抄出，但史事部分，則由各史籍所抄出，編輯群不但未能使「谷應泰曰」中所述的各項事件呈現在史事本末中，更大的問題是，史識上的不一致。對於河北盜亂的評價，史識與史事本末是有所出入的。如，「谷應泰曰」中所提「甚至斬掠難民，邀勳幕府，紈袴輿徒，動加青紫，太倉少府，濫若泥沙，此怨毒所以日深，中原所以不靖也」一段，在史事本末的敘述中，便隻字未提。另外，本末中對於何鑑本人，似有偏好；如，第10段中，實為李東陽與正德的對話，文中竟改為何鑑與正德的對話；另，第19段中，本次校讀查無出處，關於許泰、郤永所說的話，「何公此舉，既解霸州之危，復舒吾輩之罪」，可看出對於何鑑的偏愛，然在第31段中，論平流賊功時，何鑑卻又未行封賞，反而是李東陽蔭一子為錦衣衛正千戶。類似的前後文矛盾在通篇文章中，隨處可見。

從上述，《明史紀事本末》的編纂水平，實有很大的問題。就〈平河北盜〉一文而言，撰寫者的態度草率，不按史實，單憑各人喜好而操弄歷史寫作的態度，躍然紙上。不僅無法重建歷史事件，甚至進而扭曲。修史最重三長，即史才、史學、史識，觀《明史紀事本末˙平河北盜》，皆闕矣。

經過校讀《明史紀事本末˙平河北盜》的發現，無論史事本末的撰述有問題，並且與史論無法縝密結合，更有相互矛盾之處。則前人所盛讚的《明史紀事本末》實有重新評估其史料價值的必要。

另外，在校讀的過程中，產生了一些心得。在察看《明武宗實錄》中關於〈平河北盜〉相關條則發現，實錄中所記載的劉六、劉七之亂的發展過程與《明史紀事本末》中的敘述有很大的出入。《明史紀事本末‧平河北盜》中，對於所引的史料並不完全，沒有完整呈現在河北盜亂中，國家的反應；或者對於國家的反應，並沒有全部彙整進來；因此，從《明史紀事本末‧平河北盜》中的內容來看，對於明朝政府反應的遲慢，很容易令人感到，是否國家機器已經毀損無法正常運作？反觀，從《明武宗實錄》中的相關條則，所呈現的事實是，國家機器仍然持續運作，且當時的盜亂並不只河北一處。正德初年，需用兵之處，除山東、北直隸、河南的盜亂之外，還有陝西、甘肅…西北地區的蒙古入寇、江西的盜亂、四川的盜亂，另外，較小股的賊亂，還有東南沿海的倭寇、福建賊亂…等。亂事起由，各有不同，但是國家處理各地的政令以及國家官員全國性的升遷制度，仍持續的運行。由《明武宗實錄》上來看，國家機器的運作並沒有因此而有所遲緩，但是有幾個月，實錄記載全為兵事與升遷的條則，這是比較不尋常的。

關於盜亂，國家減免了賦稅，也撥補了銀兩賑災民。從《實錄》中所記載的奏折中，也可以發現，國家對於盜亂的瞭解是很清楚的，政府官員清楚的知道，許多人民跟著盜匪起而叛亂，並不是因為出於自願，而是因為受其脅迫加入賊軍，因此國家處置盜賊的政策，也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北方群盜的物資供給卻也源源不絕的由一般平民所接濟。但自《明史紀事本末‧平河北盜》中，關於國家積極的處理這方面，著力不深，易使人感到似乎明政府對於亂事是消極的，也未能提及一般平民對於響馬盜的態度問題。

在〈平河北盜〉的歷史事件中，有位傳奇性人物，那便是楊虎死後，接續楊虎部隊的楊寡婦。《皇明大事記》25/11b紀錄了楊虎溺死後，「妻崔氏驍捷，領其餘眾，號楊寡婦軍」；《明武宗實錄》正德七年閏五月條（88/1b-2a）紀錄了楊寡婦劫掠山東濰縣，遭擊退。一位女性能夠率領一支部隊，並且與劉六、劉七集團仍保持聯繫，共同作戰，這在河北群盜中，是非常特別的一件事。又從張萱所著《西園聞見錄》81/16b條，「楊虎將蟒衣沿途穿著，反將在官崔氏，即楊寡婦擄佔為妻」，其發生時間，即本文第10段後半段「虎、鐩衣蟒衣，沿途炫耀」之時。從本條中可知，楊寡婦的出身為「在官」，名「崔氏」，「在官」即官奴婢，可能為頗具姿色的官妓，因楊虎其時為楊大王，有可能由其屬下擄獲，獻給楊大王。單就楊寡婦的出身，便已曲折離奇。故，楊寡婦就明史及婦女史而言，具有一定的意義。從《明武宗實錄》正德七年十二月條（95/2a）中「以獲賊首趙風子及劇賊趙鐇、賈勉兒、李茂、馬五、張仲威、楊寡婦等，功授湖廣武昌衛軍趙成為正千戶」知，楊寡婦被捕，由於她是「賊首」，故應可推測最後的下場可能是磔死。在《明武宗實錄》正德七年十月條（93/4b）中，「趙風子、陳翰、李茂、賈勉兒等俱生擒凌遲」並未提及楊寡婦最後的處置為何。《明武宗實錄》正德七年九月條（92/8a）「賈能、賈勉兒、龐文宣、郭漢、宋祿、孫玉、朱倉、孫隆、張富、李隆、孫虎等共三十七人傳詣闕下，詔皆處死。剝為魁者六人皮，法司奏：『祖訓有禁。』上不聽，尋以皮製鞍蹬，上每騎乘之云」，或許楊寡婦便包括在這37人中，但楊寡婦既列賊首，正德七年九月條及十月條中皆未提及楊寡婦，這是比較不尋常的。總之，楊寡婦被俘處死的可能性是比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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