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淑宜2002/4/27

一、前言
關於《明史紀事本末》的史源問題，早期學者多認為主要參考自高岱《鴻猷錄》、張岱《石匱書》、談遷《國榷》等，近來經過多位學者的重新校讀，發現谷氏團隊撰寫此書時，參考底本多樣而豐富，往往隨主題的差異而選擇不同的參考資料。

本書卷51〈更定祀典〉，專記嘉靖一朝議禮諸事。因此在選擇校勘的史著時，除編年體類的材料外，另也選取部份典制類史著、紀傳體資料與諸臣文集互校。以下為主要選取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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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研究通訊》第四期

二○○一年十二月

※電子全文可至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資訊網、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TACI 臺灣引文資料庫、臺灣人社百刊Taiwan Journals Search、月旦知識庫、HyRead 台灣全文資料庫下載。

研討會論文：
（一）論文題目：另類支配－－明代南贛諸盜的興起及其家族發展
發表人：唐立宗（台灣大學歷史所碩士，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助理）

（二）論文題目：明末寺院經濟之研究－－以雲棲寺、雲門顯聖寺、天童寺為分析中心
發表人：徐一智（中央大學歷史所碩士，中正大學歷史所博士班）

時間：西元2001年12月16日上午9:50-10:40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誠101教室
研討會性質：公開演講，及「中國明代研究學會」第七屆年會，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時間：2001年8月25-30日
地點：福建武夷山
簡介：本研讀會在召集人張哲郎教授帶領下，赴福建武夷山出席大陸「明史研究學會」舉辦的「第九屆國際明史學術討論會」，計會員共27位出席，會中發表論文六篇。

邱仲麟*

前言

姚旅所撰《露書》，以往學者提及者不多。謝國楨先生在四十年前（1960年）所著的《明清筆記叢談》中，曾對《露書》予以簡要介紹。書中認為該書各篇中，「以風篇、錯篇記當時的事實，最為詳核。」又云：「他曾遊歷京洛，北上太原、洪洞、大同，南涉嶺海，還到過雲南。所經過的地方，人情風俗，節候風氣，戲劇樂舞，都有所記述。還記載了些朝鮮、琉球、越南諸國及西南少數民族的習慣；以及西洋利瑪竇等人東來的事蹟。」謝先生認為其中有很多可採的資料，例如有關樂器各條，「很可供音樂家的參考。」書中所記的雲南火把節的資料，「也有其參考價值。」另外，謝先生又舉到書中所記關於歐州人東來的事蹟，以及煙草傳入中國的事實，都是不錯的史料。 [1]

昔日讀謝國楨先生書中此段記述時，遍查臺灣各圖書館，均未見收藏該書，深以未能通讀全書為憾。五年前，《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刊行，於該叢書子部中見《露書》， [2] 惜以正撰寫博士論文，未能細讀。近日細讀此書，殊覺當中所載，誠如謝國楨先生所言，極富史料價值，爰是將書中關於明代社會經濟方面之史料，予以進一步介紹，以為明代研究之助。 閱讀全文 →

邱澎生（中研院史語所助研究員，2001年元月）*
（本文修改後，發表於《台大歷史學報》26期）

（一）「數目字管理」中的經濟、法律與文
（二）「數目字管理」的洞見與限制
徵引書目

大歷史觀」（macro-history）、「數目字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是黃仁宇先生成學以來所極力宣揚的史學概念，前者是這種史學概念的統稱，後者則是這種史學概念的實際操演。何謂「大歷史的觀點」？黃先生直指稱是：「即是從技術上的角度看歷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1] 所謂「技術上的角度」，則正是他強調的「數目字管理」概念：

資本主義社會，是一種現代化的社會，它能夠將整個的社會以數目字管理。因之社會裏的成員，變成了很多能相互更換（interchangeable） 的零件；更因之社會上的分工可以繁複。法律既以私人財產權之不可侵犯作宗旨，也能同樣以數目字上加減乘除的方式，將權利與義務，分割歸併，來支持這樣的分工合作。這在推進科技的發展中，產生了一個無可比擬的優勢條件……以農業組織作國家基幹，注重凡事維持舊有的均衡；以商業組織作國家基幹，則注重加速交換 （exchange）。時代愈進化，後者愈能掌握科技，而前者的弱點更為暴露，其國民對其政府之無能益抱不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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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民國89年10月22日9:30-11:30
地點：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大樓誠202教室
內容：邀請廈門大學歷史系楊國楨教授（政治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專題演講，題目為「明末的民風：蔡獻臣《清白堂稿》評介」

資料出處：《明代研究通訊》第四期，77頁。

《明代研究通訊》第三期

二○○○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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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89年4月28－30日
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漢學研究中心．中國明代研究學會共同主辦

1.從《王龍溪先生全集》等書探討王畿哲學的兩重性及人的兩種非難
方祖猷　寧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一、關於王畿哲學體系的兩重性：《王龍溪先生全集》和錢德洪主編的《陽明年譜》關於天泉證道的記載中，陽明指出「四有」「四無」應相資為用，四句教法是徹上徹下語，王畿表示「有省」，因而構成其哲學的上下，實權，主次兩重層次。這可從他的心體論、工夫論和理想人格論中得到反映。然而這兩重層次中，他內心深處重視的是「四無」說，遂造成其體系的內在矛盾。

二、時人對王畿的兩種非難：從《聶雙江先生文集》和《念庵文集》中，發現聶豹與羅洪先非難王畿的已發求良知說，把良知等同於知識而逐外；王畿則認為良知與知識都屬「知」，良知不能外於知覺，然知識非良知，兩者性質不同。而楊豫孫提出以「知識為性」，企圖糾正王畿未把知識提到應有的高度的偏差。聶豹、羅洪先力主「格物無功夫」，批評王畿「周物而不過」的格物說為重外輕內，而吳悟齋及《高子遺書》中所載高攀龍的觀點，則主張返歸朱熹的格物論。對王畿的這兩種非難，可窺見晚明朱學和實學思潮的興起。BACK

2.《賜餘堂集》對研究晚明政治的史料價值
王戎笙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賜餘堂集》是錢士升的文集，共十卷，約20萬字，乾隆四年刻。《明史》錢士升傳的初稿本（史官陸奎勳擬稿）曾提到《賜餘堂集》一書，但欽定《明史‧錢士升傳》刪去了這一書名。此書為四庫禁毀書之一，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珍藏。現由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整理，編入集部第七冊，北京出版社影印出版。

錢士升是萬曆四十四年狀元，才氣橫溢。他不是東林黨人，但出於正義，不惜蕩盡家產，冒險營救受害的東林人。

最能反映錢士升政治見解及其不容於崇禎皇帝的是他的《四箴》，但《明史‧錢士升傳》只有簡略說明：「大指謂寬以御眾，簡以臨下，虛以宅心，平以出政，其言深中時弊。帝雖優旨報聞，意殊不懌也。」崇禎九年錢士升糾參李璡，崇禎皇帝卻嚴厲斥責道：「即欲沽名，前疏（王按：指《四箴》）已足致之，毋庸汲汲。」錢士升惶懼，遂引罪乞休。錢士升的《四箴》如何深中時弊，為什麼深中時弊的話反被崇禎皇帝認為是沽名釣譽。這是研究晚明政治的重要文獻，但只能從錢士升的文集中看到《恭獻四箴疏》的全文。 閱讀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