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淑宜2002/4/27

一、前言
關於《明史紀事本末》的史源問題，早期學者多認為主要參考自高岱《鴻猷錄》、張岱《石匱書》、談遷《國榷》等，近來經過多位學者的重新校讀，發現谷氏團隊撰寫此書時，參考底本多樣而豐富，往往隨主題的差異而選擇不同的參考資料。

本書卷51〈更定祀典〉，專記嘉靖一朝議禮諸事。因此在選擇校勘的史著時，除編年體類的材料外，另也選取部份典制類史著、紀傳體資料與諸臣文集互校。以下為主要選取的材料：

1.《明實錄》
2.范守己，《皇明肅皇外史》。
3.沈朝陽，《皇明嘉隆兩朝聞見紀》。
4.支大綸，《皇明永陵編年信史》。
5.雷禮等撰，《皇明大政紀》。
6.朱國禎，《皇明史概‧皇明大事紀》。
7.涂山，《明政統宗》。
8.黃光昇，《昭代典則》。
9.談遷，《國榷》。
10.張岱，《石匱書》。
11.蔣棻，《明史紀事》。
13.王圻，《續文獻通考》。
14.雷禮，《國朝列卿紀》。
15.焦竑，《國朝獻徵錄》。
16.張孚敬，《太師張文忠公集》。
17.夏言，《桂州文集》。

二、校註

谷應泰曰：漢制近古，然禮制缺焉。唐祖李聃，宋祀靈應，禮官式微，愈彰誣褻。明初，宋濂諸臣講禮戎行，頗多釐正。高祖喜簡易，不見採擇，豈禮樂必百年後興歟！後世謹守故府，學士大夫莫敢辨難。世宗自大禮議，慨然有更定制作之思，而諸臣紛紛言祀事矣。

嘉靖九年二月，議郊社禮。冬十月，議孔子禮。十一月，有事南郊。十年春正月，享太廟議祧禮。二月，祈榖議禘，行朝日禮，建土榖、先蠶壇。五月，有事北郊。八月，行夕月禮。十三年四月，視太學，行釋奠禮。十四年二月，建九廟。十七年五月，議明堂秋饗禮。九月，祔獻皇帝，加睿宗，配祀上帝。嗚呼，盛哉！

至尊莫大於天地，至親莫大於祖宗，教天下莫大於孔子，養天下莫大於土榖。尊天地，故有郊社。郊壇於南，社壇於北，本其氣也。日月風雷、山海嶽瀆隨焉，從其類也。配以太祖，明受命也。秋復饗於玄極殿，報其功也。秋則配於太宗，告成功也。晚易睿宗，昵於私已。親祖宗故有太廟。太廟七，太祖、三昭、三穆也。文世室一，別祀成祖，不敢祧也。立春特享，三時合享，勤時祭也。季冬大祫，萃渙也。五年一禘，設皇初祖主，配於太祖，追本報遠也。德祖祧矣，禘宜用德祖焉。虛設皇初祖位，泥古而誣者也。黜德祖若群帝然，嫌高帝已。

教天下，故祀孔子。孔子加封，自漢平帝始也。王拜於帝，僣已。稱先師，禮也。廟祀設像，自唐開元始也。其褻已甚，易木主，禮也。八佾十二豆籩，自宋徽宗始也。祭用生祿，太學仍之，郡國減等，禮也。帝釋奠，舞六佾，謬已。從祀四聖、七十二賢矣，曾點、顏路，退食廡下，子先父食，改附啟聖，禮也。刪申黨，黜公伯寮等十三人，改蘧瑗等七人，進后蒼等五人，考証班班，勿僣勿黷，禮也。

養天下，故祀土榖。祈榖於太祀殿，用人道也。配以太祖、太宗，有天下之主也。遷蠶室於西苑，申內禁也。土榖壇亦遷焉，非其類已。帝採稽典聞，精思禋祀，進退群心，斟酌美備，庶幾一代之典，亦十世可知之故也。

就〈更定祀典〉一卷而言，記述方式與《實錄》、《國榷》相差甚大，主要的史源應是范守己的《皇明肅皇外史》與雷禮等撰的《皇明大政記》。值得注意的是，《皇明肅皇外史》與《皇明大政記》在有關嘉靖一朝議禮過程的記載中，文字相差甚少，由范守己亦名列《皇明大政紀》的作者之一看來，兩書的關係應極為密切。此外，〈更定祀典〉史源尚包括《明政統宗》、《昭代典則》、《皇明嘉隆兩朝聞見紀》、《石匱書》等，另外，也分別有一條記述與《皇明大事紀》、《國朝列卿紀》及《國朝獻徵錄》極為相似。

谷氏編輯團隊究竟以何種標準選取資料？在本卷中，很明顯的最後的史論，應是決定取材的依據。編者很忠實的將史論中提到的各種禮制一一記述，使得史事與史論能適切配合。如史論中提到將先蠶壇移入西苑之事，即可見於前面的史事敘述中。但如此也可能產生一些問題，其中最嚴重的是對史事的漏載。再以先蠶禮為例，史論中並未對此一禮制的制訂有所討論，而在史事敘述中，也不見有關先蠶禮制定的記載。但根據《實錄》，嘉靖九年二月初夏言呈請制訂先蠶禮時為嘉靖一朝祀典更定的開端，而夏言也因為此一機緣，得以在之後郊祀禮爭議的過程中，深受世宗信任，因而官運扶搖直上。但《本末》對此一部份完全未加記述，造成史事的前因後果呈現模糊不清的狀況。

除了未記載先蠶禮之外，大體而言，《本末》作者對大禮議之後，嘉靖一朝議定的重要祀典均能加以記載。只是對各項史事的記載，仍有年代、人名、數字等出現錯誤的情況，其中最嚴重的是史事順序的前後倒置，與將不同月份的事件置於同一月份之下，（見表中校勘說明）而後者的情況與作者對部份史事的記述過於簡化，有密切關係。至於史事順序的倒置，主要因為參考的史源本身即有此一問題，《本末》作者又未能加以改正。

關於嘉靖一朝大禮議之後的禮制更定情況，明代史家的記述方式，除編年體史著按年月編排外，大多將各項禮制分卷記載，且重點多放在郊祀、孔子祀典與宗廟。《本末》作者選定〈更定祀典〉此一標題，在記述中將所有禮制祀典合為一卷的方式，顯然與其他諸書有極大的不同。不論其史論是否抄自蔣棻，他們（或他）選擇綜觀嘉靖朝祀典的更定，即有極大的意義。除祀典創立或改變本身具有的意義外，整個禮制的更定更直接與史家對嘉靖皇帝的評價相關。或許對《本末》的作者而言，重要的不是祀典的變化，而是藉由禮制來看嘉靖皇帝與嘉靖一朝的政治。

1.《明實錄》
2.范守己，《皇明肅皇外史》，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52。
3.沈朝陽，《皇明嘉隆兩朝聞見紀》，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7。
4.支大綸，《皇明永陵編年信史》，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0。
5.雷禮等撰，《皇明大政紀》，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354。
6.朱國禎，《皇明史概‧皇明大事紀》，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2。
7.涂山，《明政統宗》，台北：成文出版社。
8.黃光昇，《昭代典則》，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351。
9.談遷，《國榷》，台北：鼎文書局。
10.張岱，《石匱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318。
11.蔣棻，《明史紀事》，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0。
13.王圻，《續文獻通考》，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763。
14.雷禮，《國朝列卿紀》。
15.焦竑，《國朝獻徵錄》。
16.張孚敬，《太師張文忠公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77。
17.夏言，《桂州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