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從《王龍溪先生全集》等書探討王畿哲學的兩重性及人的兩種非難
方祖猷 寧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一、關於王畿哲學體系的兩重性:《王龍溪先生全集》和錢德洪主編的《陽明年譜》關於天泉證道的記載中,陽明指出「四有」「四無」應相資為用,四句教法是徹上徹下語,王畿表示「有省」,因而構成其哲學的上下,實權,主次兩重層次。這可從他的心體論、工夫論和理想人格論中得到反映。然而這兩重層次中,他內心深處重視的是「四無」說,遂造成其體系的內在矛盾。
二、時人對王畿的兩種非難:從《聶雙江先生文集》和《念庵文集》中,發現聶豹與羅洪先非難王畿的已發求良知說,把良知等同於知識而逐外;王畿則認為良知與知識都屬「知」,良知不能外於知覺,然知識非良知,兩者性質不同。而楊豫孫提出以「知識為性」,企圖糾正王畿未把知識提到應有的高度的偏差。聶豹、羅洪先力主「格物無功夫」,批評王畿「周物而不過」的格物說為重外輕內,而吳悟齋及《高子遺書》中所載高攀龍的觀點,則主張返歸朱熹的格物論。對王畿的這兩種非難,可窺見晚明朱學和實學思潮的興起。BACK
2.《賜餘堂集》對研究晚明政治的史料價值
王戎笙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賜餘堂集》是錢士升的文集,共十卷,約20萬字,乾隆四年刻。《明史》錢士升傳的初稿本(史官陸奎勳擬稿)曾提到《賜餘堂集》一書,但欽定《明史‧錢士升傳》刪去了這一書名。此書為四庫禁毀書之一,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珍藏。現由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整理,編入集部第七冊,北京出版社影印出版。
錢士升是萬曆四十四年狀元,才氣橫溢。他不是東林黨人,但出於正義,不惜蕩盡家產,冒險營救受害的東林人。
最能反映錢士升政治見解及其不容於崇禎皇帝的是他的《四箴》,但《明史‧錢士升傳》只有簡略說明:「大指謂寬以御眾,簡以臨下,虛以宅心,平以出政,其言深中時弊。帝雖優旨報聞,意殊不懌也。」崇禎九年錢士升糾參李璡,崇禎皇帝卻嚴厲斥責道:「即欲沽名,前疏(王按:指《四箴》)已足致之,毋庸汲汲。」錢士升惶懼,遂引罪乞休。錢士升的《四箴》如何深中時弊,為什麼深中時弊的話反被崇禎皇帝認為是沽名釣譽。這是研究晚明政治的重要文獻,但只能從錢士升的文集中看到《恭獻四箴疏》的全文。 閱讀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