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從《王龍溪先生全集》等書探討王畿哲學的兩重性及人的兩種非難
方祖猷 寧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一、關於王畿哲學體系的兩重性：《王龍溪先生全集》和錢德洪主編的《陽明年譜》關於天泉證道的記載中，陽明指出「四有」「四無」應相資為用，四句教法是徹上徹下語，王畿表示「有省」，因而構成其哲學的上下，實權，主次兩重層次。這可從他的心體論、工夫論和理想人格論中得到反映。然而這兩重層次中，他內心深處重視的是「四無」說，遂造成其體系的內在矛盾。
二、時人對王畿的兩種非難：從《聶雙江先生文集》和《念庵文集》中，發現聶豹與羅洪先非難王畿的已發求良知說，把良知等同於知識而逐外；王畿則認為良知與知識都屬「知」，良知不能外於知覺，然知識非良知，兩者性質不同。而楊豫孫提出以「知識為性」，企圖糾正王畿未把知識提到應有的高度的偏差。聶豹、羅洪先力主「格物無功夫」，批評王畿「周物而不過」的格物說為重外輕內，而吳悟齋及《高子遺書》中所載高攀龍的觀點，則主張返歸朱熹的格物論。對王畿的這兩種非難，可窺見晚明朱學和實學思潮的興起。BACK
2.《賜餘堂集》對研究晚明政治的史料價值
王戎笙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賜餘堂集》是錢士升的文集，共十卷，約20萬字，乾隆四年刻。《明史》錢士升傳的初稿本（史官陸奎勳擬稿）曾提到《賜餘堂集》一書，但欽定《明史‧錢士升傳》刪去了這一書名。此書為四庫禁毀書之一，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珍藏。現由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整理，編入集部第七冊，北京出版社影印出版。
錢士升是萬曆四十四年狀元，才氣橫溢。他不是東林黨人，但出於正義，不惜蕩盡家產，冒險營救受害的東林人。
最能反映錢士升政治見解及其不容於崇禎皇帝的是他的《四箴》，但《明史‧錢士升傳》只有簡略說明：「大指謂寬以御眾，簡以臨下，虛以宅心，平以出政，其言深中時弊。帝雖優旨報聞，意殊不懌也。」崇禎九年錢士升糾參李璡，崇禎皇帝卻嚴厲斥責道：「即欲沽名，前疏（王按：指《四箴》）已足致之，毋庸汲汲。」錢士升惶懼，遂引罪乞休。錢士升的《四箴》如何深中時弊，為什麼深中時弊的話反被崇禎皇帝認為是沽名釣譽。這是研究晚明政治的重要文獻，但只能從錢士升的文集中看到《恭獻四箴疏》的全文。
《賜餘堂集》中還有許多研究晚明政治的重要資料，如：卷一疏揭、卷五策論表、卷六卷七尺牘。
錢士升沒有仕清也沒有抗清，《賜餘堂集》在乾隆初年刊刻，在修纂四庫時卻遭到禁毀，此書在什麼地方觸犯了清朝的忌諱，也是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BACK
3.從張岱文集看明代文史的互通
王成勉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張岱係晚明才子，一生編著眾多。尤以《石匱書後集》記載南明史書的詳細與深入，為後代史家所稱道。該書與《南疆逸史》、《明季南略》並列為南明三本最重要的史籍。然而也就因為過去史家深受其歷史著作的吸引，較少去注意其文集中所透露的歷史訊息及史觀。至於文學界則多注意其文學的造詣，故張岱文集中的歷史部分一直未有全面的探討。本文即是從張岱的文集著手，兼比張岱的文史著作，以呈現其人生境界及史觀。BACK
4.明人文集的人文傳統
王春瑜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明人文集不僅繼承唐宋以來的人文傳統，更體現士人憂患意識與社會關懷的特色。在很多明人文集中，顯示出士人對國家、民族命運的擔憂，及強烈的歷史使命感、責任感，從而忠實地紀錄了皇權的酷虐、宦臣的貪殘、吏治的腐敗、倭寇的猖獗，及邊虜禍急，民不聊生等。其廣度與深度，均超過了前代文集，從明人文集看來，明代知識分子非常關注社會，對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的觀察，均頗仔細入微，並忠實地記錄下來。舉凡衣、食、住、行及社會生活的細小層面，無不觸及。這些為今人研究明代經濟史、社會生活史、科技史、文化史、提供了珍貴資料。
明人文集的人文傳統，源於儒家的入世思想、仁愛傳統，明末隨著歐風東漸，又注入新的思想。對清人文集有著積極的影響。當然，若干明人文集，也有反人文傳統存在，但畢竟是支流，無傷大雅。BACK
5.八十年代初中國人民大學編纂《明人文集索引》情況的簡要介紹
毛佩琦 中國國際友誼博物館館長
中國人民大學藏四十萬冊古籍線裝書，其來源包括接收原朝陽大學的藏書、故宮博物院、清華大學和一些機關、學術團體的贈書，及著名史學家張星烺先生的遺囑贈書等。人民大學圖書館於1991年曾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由該校出版社出版，所藏善本書約2,400餘種，其中明版書約1,100餘部，各朝刻本皆有，但以自嘉靖以後為多。版本種類包括：內府本、國子監本、藩府本、書院本、坊刻本和家刻本。其中不少是歷代版本學家、藏書家所稱譽的明代版刻精品。
為了推動明史研究的發展，1980年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開始編纂《明人文集索引》，除收錄中國人民大學的善本藏書外，還包括：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中科院圖書館、民族大學圖書館、天津圖書館、南開大學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寧波天一閣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首都師範大學圖書館、杭州大學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等蒐藏的明代文集。1984年，《明人文集索引》已大體完成，僅餘北京圖書館的200種善本文集未收錄其中。
當年中華書局曾同意出版該索引，然因市場效益考慮等因素而未能出版。事過境遷已十餘年，當時參與其事的人員變動很大，有的離職、有的出國、有的退休、也有去世的，人民大學明史研究的隊伍也零落星散，至今《明人文集索引》仍未竟其功。本人因參與其事，特著文將當時編纂《明人文集索引》的歷程與經驗概要介紹，以為諸家參考。BACK
6.文集與人物研究──以明初閣臣黃淮為例
朱鴻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
黃淮為明代內閣制度初創時期成祖簡任之閣臣，排名僅次於解縉，七人中居第二。解縉黜，黃淮在內閣地位最高，惟日後在政治的權勢影響力反在其他閣臣之下，此或與其因輔導仁宗獲罪，繫獄十年有關。《明史》本傳內容頗簡，並謂：「量頗隘，同列有小過，輒以聞。或謂解縉之謫，淮有力焉。其見疏於宣宗也，亦謂楊榮言淮病瘵，能染人云。」此種說法明朝人已置疑。考察黃淮政治上的起伏，以及傳言的真實性與否，有助於了解「靖難」後永樂至正統時期政局發展的若干問題。然而問題的釐清，必須從黃淮的文集（《黃文簡公介庵集》及《省愆集》）尋求解答。本文先介紹黃淮文集的纂輯、版本，進而就內容進行文獻分析，配合同時代諸人文集，兼及其他史料，深刻探討黃淮的人格特質、內心深處的世界，及在政局中的自處之道。本文亦擬透過個案的研究，說明文集對人物研究的重要性，就史料學與方法學上討論文集使用的原則。BACK
7.明人文集利用上的問題舉說：以陳白沙文集為例
朱鴻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本文以綜論和說例方式，討論利用明人文集作歷史研究時，一些應予注意之處。綜論部分，從文集的整體角度，討論了解文集刊行目的和用途、文集完整性和篇章關係、篇章分類和次序等資訊問題。從文集所載的單篇角度，討論決定文章的可靠性和可用度的問題。討論項目包括作文原因、作者地位和處境、作者立場和學養、作者所擁知識和資訊、文章所見載體與文字別異等問題。說例部分，討論陳白沙文集不同版本所見篇章和文字上的差異情形和原因，反映出編者立場、刊行目的、時代學風等，是影響版本內容的重要因素，而作者個人的知識和學養，則是決定文章所載資訊可靠與否的重要因素。最後提出，先行釐清文字是反映思維看法或是反映事物情狀的性質之別，以及文集資料應與其他文字及實物資料並用和互據的重要性。BACK
8.從丘濬《瓊臺類稿》看明中葉的政治與社會
李焯然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
丘濬（1421-1495）為廣東瓊山人，歷事景泰、天順、成化、弘治四朝，先後出任翰林院編修、侍講學士、翰林院學士、國子監祭酒、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等職，弘治七年（1494）陞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丘濬在明朝宰輔中以「博極群書」著稱，吳伯與《國朝內閣名臣事略》稱他為「當代通儒」，舉凡六經諸史、古今詩文、以至醫卜老釋之說，無不深究。
《瓊臺類稿》為丘氏的最早全集，目前海內外僅存七十卷本及四十九卷本，分藏北京圖書館及日本內閣文庫，均題為1492年閔珪刊本。《瓊臺類稿》內容豐富，其中〈論〉、〈講章〉、〈表〉、〈章奏〉、〈策問〉部分足以反映明中葉的政治、社會及文化狀況。本文比較現存《瓊臺類稿》不同版本的差異，分析文集中史料的價值，並通過丘濬其他著作如《大學衍義補》、《世史正綱》、《家禮儀節》等做為旁證，以探討丘濬眼中成化、弘治年間明朝所面對的諸問題。BACK
9.明人文集中的司法審判史料
巫仁恕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
過去一般人印象中的明代史料少見如宋代《清明集》及元代《元典章》之類，大量刊行的審判案例史料，也無法與清代大量的刑科檔案相提並論，但是並不代表明代就沒有這類的史料。其實在明人文集中就隱含了許多審判案例的史料，通常都以「讞書」或「讞牘」稱之，這是過去利用明人文集從事研究時較為人所忽略的。本文介紹筆者所蒐集的一些明人文集如胡敬辰《檀雪齋集》、范景文《文忠集》、沈演《止止齋集》、吳亮《止園集》、李陳玉的《退思堂集》等等，這些文集中都記載了許多這類的案例。這些官員層級有縣令、府之推官、省的按察使等職，而且地域也有不同，所以從這些史料中可以看到不同層級官員審判案件的差異，以及不同的地域社會之特性。BACK
10.《明人文集篇目索引數據庫》編製芻議
吳格 復旦大學圖書館
一、現存明人所著詩文集，經近年來編纂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國古籍總目》調查統計，總數在三千種以上。其中詩文兼收及純為文集者，總數在二千種左右。文集中所包含的明代歷史、政治、經濟、文化史料，向為學術界所重視。為今後建立總合性的明人文集資料庫，先於現存明人文集，依據統一凡例，將其篇目彙總反映，編纂具有多重檢索功能的綜合索引，實為學術界所切需。
二、與文獻整理已具規模的唐宋各代相比，明清時代留存的史料因量大面廣，系統的目錄調查及文獻整理均嫌滯後，可以憑藉的前人成果明顯不足。現觀國內外各藏家書目，明人文集傳本所在皆有，而各家收藏均無絕對優勢可言，欲觀全貌，尋檢為難。加以多屬善本，流傳既稀，藏庋亦嚴，其版本優劣、內容完缺等情況，隔閡尚多。為此，文獻調查與版本考訂，均須用力。
三、今人所享有的文獻信息交流及整理手段，較之前人已增便利，如能通盤籌劃，優勢互補，兩岸學人及圖書館合作，利用電腦技術及檢索語言之支持，由建立《明人文集編目索引數據庫》發軔，仍可望在斷代文獻的史料建設及利用方面，有超越前人的成果。BACK
11.明代後期舉貢出身文官之仕途
吳振漢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明初任官，薦舉、科目、學校三途並用，成、弘以降，文風鼎盛，科目出身一支獨秀。惟三年僅取三百名的進士，顯然不足供給龐大文官體系的缺額，因而勢須依賴舉人和貢生來填補中、下層官位。這些在州縣正官和府級佐貳官中佔絕大比例的舉貢官員們之施政良窳，實關係著帝國的盛衰，其重要性不言可喻。本論文將宏觀的利用《實錄》、《會典》、《地方志》等史料，描述舉貢文官的普遍入仕、升遷概況；再精選《文集》資料，細緻刻劃個別具代表性舉貢出身高官的宦海生涯，以期呈現出明代後期政治生態的一個重要側面。BACK
12.《張居正集》與明朝中後期社會變異
吳量愷 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系
一、張居正文集刊本的演進。從《張太岳文集》、《張文忠公全集》到《張居正集》的編纂校訂過程，就是在不同時期對張居正文集研究發展歷程的標誌。萬曆40年前後，首由其子編纂刊印，計四十七卷，名為《張太岳文集》。清光緒時，由田禎主持重新修訂校勘，更動了原書結構。總四十八卷，稱為《張文忠公全集》。1983年在張舜徽教授主持下，對張居正文集進行標點、分段、校勘、注釋，改編了附錄，增加了新的內容，仍為四十八卷，定名為《張居正集》，1994年全書出版發行。
二、《張居正集》對研究明中後期變異現象的價值。《張居正集》中含蘊著很多高質量的資料和發人深省的論說。書中指出：明朝的政治危機已十分嚴重，猶如一座即將倒塌的大廈，豪強勢力橫行，壟斷了大量的田地和財富，又不交稅服役。百姓負擔太重，民不聊生，到處發生起義和暴動。財政困窘，入不抵出。政治腐敗，統治動蕩，社會極不安定。商業發展，商人子弟入仕的增多，農業日趨商品化，全國賦稅貨幣化，農商互補思想正在發展。它是研究張居正其人、其事、其思想不可缺少的資料。它還總結了明代興衰的歷史經驗，明之興由於能「保民」、「安民」，明之衰則因官員腐敗，它也是明代「實學」興起的開端。
三、文集研究整理的遐思。要編纂明代的全文、全詩或明人文庫，應廣搜博采，辨明真偽，核清版本。要研究明人文集的編纂體例、發展態勢和當今的取向。可以時為序，按地區、人物類型，分別整合。應撰寫明人文集總目與提要，並應對文集逐一進行考證、辨偽、校勘、標點、注釋，以有利於弘揚祖國優秀的傳統文化。研究社會變異時期士人群體及其百態萬象，將士人分類組合，探討其行事、言論、心理變化和群體意識，以考察社會各種群體的社會影響及其地位。探索社會變異時期租佃、雇佣、地主與佃農、土地、商品、市場等諸關係的變化，以梳理明代經濟關係的異動。BACK
13.明人文集中的生活史料──以居家休閒生活為例
吳智和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
明人文集中的生活史料最稱豐碩，反映明代文人階級的生活時代特性。一個時代的文化推展，有賴於四民之首的文人居中主導，而明代文人在生活領域的開新與積累，又創造出這有明一代生活文化的璀璨。
本文擬就居家休閒生活的主體，來探討明代士人階層的生活歷史側面，以瞭解其時代性的總體關係。居家本是一切生活的基準。有穩固的生活基準，文化由此而創生，生活由此而開展，一個時代的生活文化，也由此而顯現。本文的命題，主要是就以下幾個方向去探討：一、居家的格局與空間，二、居家生活的類型（山居、鄉居、郊居、市居），三、居家的園藝休閒生活（蒔花、植木、種蔬、養魚、餵雞等）、居家的學藝休閒生活（書畫、鑒賞、讀書、吟詠等）、居家的閒適休閒生活（靜坐、奕棋、清談、品茗、禮佛等）。居家休閒生活，本是士人階層適志守靜生活的主體，在明代也成為追求塵世生活的安樂窩，如何營造此一安樂窩的構想與意境，就成為本文所要探究的主意。BACK
14.從《袁中郎全集》看公安派新文學運動
呂士朋 東海大學歷史系
明代文學的主流，沿襲中國文學傳統，以詩文為正宗。但自明初以迄萬曆二百多年當中，雖作品數量不遜於唐宋，但其基本精神則無獨創的成就。究其原因，實因士大夫專注制義，鑽研八股經義，求取功名富貴，以致文學發展受到很大侷限。
明代的文學思想和風格，自永樂以至弘治，流行的是雍容典麗，內容空洞的館閣體，正德以後擬古主義興起，前後七子所倡導的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籠罩了文壇近百年，以字摹句擬為能事，講究形式技巧，而思想內容則無新意。直到晚明，由袁氏三兄弟所領導的公安派，才吹起反擬古的革新號角，在明代的最後三、四十年，形成了壯闊的新文學運動。
三袁中以袁宏道（中郎）最著名，文學成就也最大，其作品全收錄在《袁中郎全集》中。本文的撰寫，就是要從此一全集中，析論公安派新文學運動的創新風格與時代精神；同時也把明代通俗文學的小說、戲曲和民歌，如何在公安派的讚譽下，榮登中國文學的殿堂等做詳細的說明。BACK
15.陵制與山水相稱的藝術傑作：吳中規劃設計明長、獻、景三陵
何寶善 北京昌平定陵博物館
楊士奇在他所撰著的《東里集》之中，用二十九卷的篇幅，為百餘人撰寫了墓表、墓誌銘和神道碑銘。其中就有歷事三朝（永樂、洪熙、宣德），在我國明代建築藝術史上做出卓越貢獻的工部尚書吳中的神道碑銘。
碑銘中說，吳中「迨遷冬官，職務填委，規措經畫條理井井」；「長、獻、景三陵之建，皆公董役」；「重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乾清、坤寧二宮，命公董之」；「京師多大營建悉出公家」。
清人張廷玉所撰修的《明史‧吳中傳》，其主要內容幾乎與上述碑銘完全相同。其中「職務填委」一句，就被直接引用。足見「文集中之碑傳志狀序說哀祭之文……可補史傳之未備」。
對於這樣一位為創建中華民族建築藝術作出卓越貢獻的規劃建築學家的規劃設計思想和藝術成就，應該大書而特書之。但是，由於《列傳》和《神道碑銘》對他的業績只能作概略介紹，而吳中本人又無文集傳於後世，尤其是有關他規劃設計思想的奏章、論述和工程圖樣等原始資料，都已蕩然無存，遺失殆盡。這就為深入全面地介紹他的輝煌業績產生一定困難。但是，山河依舊，三陵猶存。筆者以《神道碑銘》為線索，並參考相關史料，對照現存長、獻、景三陵和神道的基本規制，對吳中在完善明陵規制；創建「陵制與山水相稱」的長、獻、景三陵；為總結、建立營建山陵藝術的理論原則提供豐富素材；對明清山陵藝術的重大影響等問題進行較為深入的論述。BACK
16.研究顧炎武生平事跡的珍貴資料──《蔣山傭殘稿》
武新立 山西省社會科學院
顧炎武是明清易代時的一位大家，對後人影響極大。他的著作很多，研究他的人和著作也很多，且都有精到之處。這裡僅就他的一部少見的書稿──《蔣山傭殘稿》，作些介紹以供研究者參考，此書共三卷，線裝二冊，近人傅壽昆抄本，是一部顧氏晚年避地秦晉時的書信集，內容很豐富，是研究他生平事跡極珍貴的資料。此文僅就他個人的家仇、經歷、性格及對一些事情的看法分別介紹。標題為：1.國破家亡之痛。2.顛沛流離的生活。3.興復故國的情懷。4.置產理財善於經營之道。5.獨特的個人性格。6.無後嗣與生育健康。7.對於生死的看法。BACK
17.《蒹葭堂稿》與陸楫「反禁奢」思想的流衍
林麗月 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
數十年來，在明清兩代奢侈論的相關研究中，陸楫以一篇質疑禁奢的文字受到不少國內外學者的注意，傅衣凌、楊聯陞、趙靖、余英時等人都曾引述論列。但學者討論的「禁奢辨」一文，一向都是取自萬曆年間沈節甫所輯《紀錄彙編》收錄的《蒹葭堂雜著摘抄》，流傳所及，學者皆誤以《蒹葭堂雜著摘抄》為陸楫文集，迄不知摘抄所出的《蒹葭堂稿》。
本人曾於〈陸楫崇奢思想再探──兼論近代明清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幾個問題〉一文中首度引用《蒹葭堂稿》（見《新史學》5：1〔1994.3〕：131-151），但陸楫其人與《蒹葭堂稿》的內容及其重要性，似仍鮮為人知。本文之作，主要在介紹我國國家圖書館所藏《蒹葭堂稿》（嘉靖四十五年〔1566〕刊本）的內容與史料價值，並彌補前此相關研究之不足，使此一珍貴史料不致淹沒不彰。全文分四小節，約一萬二千字。文中除了說明《蒹葭堂稿》的成書時代及其主要內容，釐清廣為學者引用的「禁奢辨」文字的原始來源外；並將就陸楫「禁奢辨」這段文字在明清士人的著作中輾轉傳抄的關係詳加考索，以闡明陸楫《蒹葭堂稿》在明末清初「反禁奢」思想流衍中的地位及其影響。BACK
18.從明人別集看晚明旅遊風氣的形成
周振鶴 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
明代嘉靖萬曆之際，社會風氣、價值觀念、學術取向、士林風習，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一般學人比較注意的是學風的變遷，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思想觀念的轉化。其實在這當中，還關涉著新學科的形成。本文試圖通過對明人文集的檢索，闡述晚明旅遊風氣的盛行。這一風氣造就了一大批旅行家，其中有些人通過對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的密切觀察，並進而成為地理學家，成就了像《廣志絳》與《徐霞客遊記》這樣的地理名著，從而標誌地理學脫離歷史的羈絆，變成了一門獨立的學科。現存海內外的明人別集據不完全統計，至少在3,200種以上，本人目驗了近千種明人別集（四庫全書238種；四庫存目595種，四庫禁毀153種），注意到正德以前人物，在別集中幾乎不見遊記，嘉靖以後則多有遊記之作，萬曆以後，遊記更多。而且嘉靖時期遊記皆為小品，萬曆以後，則多長篇遊記，同時還有意識地將遊記分成紀行與紀山川兩類。這些遊記以及一些文人為旅遊詩文集所寫的序跋，都有明確的旅遊觀點以及旅遊目的。在旅遊中對地理環境觀察之細微，描寫之準確都為前代所無。本文對其時的旅遊觀點與旅遊成果進行詳細論列，並指出其與地理學發展的關係以及在學術史上的重要影響。文後並列有目驗過的嘉靖以後明人別集的遊記篇目，以供同好參考。BACK
19.儒醫、世醫與庸醫：明代典籍中對於醫者的評論
邱仲麟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醫者是傳統社會重要的技藝人，不論是在平時亦或是在瘟疫流行時，他們都是極其重要的一批醫護人員。然而，明代醫者在當時的角色如何，尚有待進一步探究。在明代的文集中，存在著大量醫者的傳記資料，其中不乏對於當時醫者與醫習的評論，如楊士奇《東里文集》、周是脩《芻蕘集》、崔銑《洹詞》、吳寬《匏家藏集》、顧清《東江家藏集》、祝允明《懷星堂集》、徐渭《徐文長逸稿》、孫承恩《文簡集》、李開先《閒居集》、張瀚《奚囊蠹餘》等等，都有極好的材料。本文即透過明代文集、筆記等對於醫者的敘述，討論明代士大夫對於當時醫習的批判，以及其對醫者的評論、分類。
首先，探索士大夫對當時醫者的分類與分品，如儒醫、世醫、時醫、俗醫、庸醫、宕醫、懦醫、虐醫、賊醫等等，並及其對醫者醫療風習的批評。
其次，就文集、筆記中所呈現的醫者形象，討論士大夫眼中的理想醫者形象，並討論「儒醫」與「世醫」孰者為良的討論，以及醫者「儒行」與儒家價值定位的問題。
最後，則討論醫者與國家的關係，如職醫與地方醫學、民醫與瘟疫救濟等等。BACK
20.明人文集中傳記資料考索──以施觀民、梅國楨、吳廷諸人為說明之例
馬泰來 香港大學圖書館
明人文集中人物傳記資料頗為豐富，可補史書缺漏。本文所選三人之中，僅梅國禎於《明史》有傳，現據多種明集所提供資料，考察《明史》之取捨準則。施觀民及吳廷於《明史》乏傳，現今出版各種明人傳記索引亦未收入。考施觀民於常州知府任內興建書院，高弟有顧憲成及狀元孫繼 。惜與張居正不合，導致全國書院被禁毀。吳廷則為書畫收藏家及商人，就其與明季士大夫之交往，可見書畫之聚散。BACK
21.萬曆閣臣文集與《萬曆起居注》
南炳文 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
《萬曆起居注》是研究明代萬曆時期歷史的重要史料書，其中所載諸閣臣的題本等數量甚多，尤有重要價值。但這些題本等或有刪節、或因版本不善而有文字錯訛，常須通過對讀有關閣臣的文集予 以補充訂正。而反觀有關閣臣文集中所載此類題本等，也大多存在內容刪節或文字錯訛的現象，並且多半不註明寫作時間，這又往往可以根據《萬曆起居注》予以糾正、增補。萬曆閣臣文集與《萬曆起居注》實為互不可少的對讀書。BACK
22.明冊琉使郭汝霖著作遺存琉球考
徐玉虎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郭氏名汝霖，字時望，江西吉安府承平縣人，明武宗正德庚午年生，居長，弟二人。世宗嘉靖癸丑年科進士，歷仕行人司行人刑科給事、中南京大常寺卿。嘉靖戊午年（三十七年，1558）膺選冊封琉球國王尚元正使，行人司行人李際春輔之，滯留琉球候風百餘日，與琉球各界人士交往，同遊名山大川並探訪民俗，於嘉靖辛酉年十一月返抵福州。郭李二使將在琉球所見所聞合《編使琉球錄》，此外彼等著作頗豐，詩詞歌賦在所多有，因曾出使琉球，故其作琉球及日本人均愛讀庋藏者亦多本文考其情形並證諸作，對中琉文化之交流貢獻頗大。BACK
23.從明初文集看當時政治狀況──明代文集價值的一個實例
章培恆 復旦大學古籍研究所
明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時期──中國由強盛而逐漸轉入衰落的轉折點。朱元璋在明初的統治就對經濟（特別是工商業）和文化的發展都起著嚴重的阻遏和摧殘作用。目前對明代的研究似還待進一步加強。明代文集在這一研究中具有重大價值。本文擬從明初文集中對洪武時期有關情況略加鉤稽，以顯示當時獨裁統治的殘酷、刑獄的冤濫、經濟的衰退、士大夫的謹小慎微和內心的痛苦、憤懣；由此也可見明代文集作為研究資料的價值之一斑。BACK
24.元末明初的學風──以明初文集為素材
商傳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本文以明初文集為基礎，對明初知識界代表人物從宋濂、劉基、楊維禎、陶宗儀、孫作等，到方孝孺、王禕、高啟、姚廣孝，再到解縉等進行研究，並從他們的文集中評論當時的社會風氣與學風。
當元明更替之際，作為社會精英之知識份子表現出迥異的態度，卻又有諸多本質上的相同之處。若就當時學風而論，當以楊、陶、劉、宋為首，方孝孺、高啟、姚廣孝繼之，而解縉為其尾聲，至「三楊」之世，則元末明初知識份子之風已蕩然無存矣！BACK
25.墓誌銘中所見明代人口結構
曹樹基 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
本文通過對若干種明人文集中的墓誌銘資料進行統計分析，就明代的人口結構方面得出以下結論：
其一，從明代初年至明代後期，墓主的死亡年齡有逐漸降低的趨勢。這是否意味著明代人口的期望壽命呈下降的趨勢，尚有待更多的資料來證明。
其二，從明代中期至明代後期，江浙地區的墓主家庭人口性別比約為104～120，說明男女性人口基本平衡。同一時代北方及江西、福建兩省的墓主家庭人口性別比約為147～250，且隨距墓主代際的增加，性別比增加。明代不同地區知識階層對女性人口的態度存在巨大的差異，證明江浙地區的社會結構與其他地區有著巨大的差異。
其三，江浙地區每個墓主的終生生子率（成年）低於其他地區。尤低於北方地區。在《中國移民史》第五卷《明史期》和《中國人口史》第四卷《清民國時期》中，我已經證明，明代初年北方人口稀少，導致人口大量遷入，有明一代，北方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大大高於江浙地區。北方人口通過提高育子數的方法迅速積累人口，實現人口的高速增長，江浙地區人口的生育受到抑制，因為這一區域缺乏足夠的土地容納過多的人口。BACK
26.從《心齋王先生全集》論王艮的新人倫觀
張璉 漢學研究中心
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是明代理學家中不重文學、不喜撰述的先驅儒者，除平日同門師友或弟子往來的書信及幾篇精練短文之外，傳世著述甚是有限。後人對於王艮的認識，除旁徵時人對他的討論外，《心齋王先生全集》幾乎是最主要的資料來源，而今日得見長達六卷的《心齋王先生全集》，究竟是如何集結編纂，本文將有所討論。王艮《全集》的例子，正可反映出明代中期以後泰州學派諸儒對於思想表述與傳遞的獨特方式。
王艮處於明代中葉社會變遷逐漸加速的時期，在未步入學術領域之前，曾親歷困頓貧窮與努力營生後的富裕，兩極化的生活體驗，皆成為他日後思想發展的基礎，在明代思想史上堪稱為繼王陽明之後，勇於直接向正統思想挑戰的思想家。王艮的思想學說跳脫出宋明儒者論辨心性的範疇，進入具體而實的日用層面，他提倡「百姓日用之學」，提出的「淮南格物」與立本尊身學說，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切實運作在社會網絡中的根本機制，王艮重新估定傳統五倫的架構與價值，突破狹的五倫觀念，重整倫序關係，進一步提出新的人倫觀，其開闊的氣度與學說，對於泰州後學顛覆傳統的作風具有相當的啟發與影響。BACK
27.《霍勉齋集‧申稿》研究
張德信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霍勉齋集》二十二卷，霍與瑕撰。初刻於萬曆十九年前後，重刊於乾隆戊子（三十三年）。有歐大任、韋憲文分別撰於萬曆己丑、庚寅的序文及十三世孫霍有光的《七世祖勉齋公文集重梓記》。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圖書館藏。
霍與瑕，字勉衷，霍韜子，嘉靖己未進士，授慈溪知縣，因嚴嵩黨鄢懋卿巡鹽行部，不為禮，被鄢彈劾罷官，後起知鄞縣，終廣西僉事。
與瑕官位不顯，然所到之處，皆有政聲。兩任知縣，治理不紊，不畏強權，與海瑞相埒。後任廣西僉事，亦對兵民政事，多所關注，表現出他的政治才幹。
本文擬以《集》中關乎政本、民生的「申稿」為研究重點，從霍與瑕任職期間的實際操作中的具體事件，結合相關史料，揭示嘉靖末年至萬曆初年地方衙門的狀況及對外關係諸問題。BACK
28.要重視明清之際人士文集的研究和整理──以孫奇逢文集為例
張顯清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明人文集，不能忽視明清之際人士的著作。明清之際出現了一大批著名人物，他們的著述廣泛，深刻、真實地反映明末清初社會歷史的各個方面及其巨大變革。因此，即使他們的文集結集刊刻於清初，從廣義上來說，也應列入明人文集研究的範圍。試以孫奇逢文集說明之。
孫奇逢生於萬曆十二年（公元1585年），卒於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晚年在夏峰村講學，故有「夏峰先生」之稱。孫奇隆不僅桃李天下，而且著作等身，其著作按內容可以大體分為四類：經學、史學、學術思想史、詩文、語錄、書信、雜著。清代編有《夏峰先生集》、《孫夏峰先生全集》。目前我正在整理編輯《孫奇峰集》，全書約300餘萬字。孫奇逢在明末生活了近六十年，在清初生活了三十一年，且親身參加過反閹、抗清，因此他的著作對明末、清初的政治、軍事、經濟狀況皆有反映。孫奇逢是明清之際著名的學者、思想家、教育家，就其在當時思想文化領域的地位和影響而言，甚至超過了被今人譽為明清之際「三大家」的顧、黃、王，因此他的著作也是研究明末、清初思想史、教育史不可或缺的歷史文獻。BACK
29.明人文集的史學價值
陳梧桐 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
明人文集數量繁多，內容雖駁雜，但大都具有當時人記當時事、當地人記當地事、當事人記親歷事的特點，特別是曾出任官職的文人的文集，還編入其任職時的奏疏、公牘和給其他官員的書信，這部分材料更具有官文檔案的性質，對明史研究具有極高的價值。一、可訂正史籍記載的訛誤。官修的實錄、正史出於為尊著諱等原因，常有故意竄改史實或誤載之處，野史稗乘除抄襲實錄、正史外，錄自傳聞者亦多有失實之處，明人文集的記載，可正其誤。二、彰明歷史真相。明代的不少史事，大到某些重大事件的具體時間情節，小至某個人物的生卒年月，官私史著或語焉不詳，或略而缺載，而明人文集往往留下較詳細的資料，有助於彰明史實，弄清真相。特別是崇禎朝史事，由於實錄未修，檔案毀佚，野史雜出，真假難辨，當時的文人尤其是出任官職的文人如孫承宗、盧象升、孫傳庭、楊嗣昌、熊廷弼諸人的文集，更可彌補史籍記載之闕略。三、擴大明史研究的範圍。官修正史側重於政治史的敘述，經濟史方面只有些有關土地賦役制度的記載，明人文集則可補此缺，為拓展明史的研究範圍提供了大量資料。此外，明人文集還留下許多當時人對某些事件、人物的評論，可為今人評價明代史事或人物提供參考。謝國楨先生謂：「研究元明以來的歷史仰賴於野史筆記和文集」，確為至理名言。BACK
30.《張居正集》之閩廣海寇史料考釋
陳學霖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明隆慶、萬曆年間閩廣海盜猖獗，屢屢侵擾州縣，劫掠燒殺，危禍地方至劇，尤以漳潮人吳平、曾一本、林鳳、林道乾等率領之海盜集團勢力最大，不但蹂躝沿岸，而且橫行海上，遠至今之中南半島及菲律賓，藐視官府，威脅外國，為當時閩廣圍剿追捕不懈之巨寇。是時張居正入閣主政，極度關注閩廣海防民祉，因此負起軍事指揮之重任，對於地方督撫之任命，人事的調動，策略之擬定及執行皆親自過問，產生決定性的作用。《張居正集》收存不少當日張氏函致閩廣總督、巡撫如熊桴、涂澤民、劉燾、殷正茂、凌雲翼、劉堯誨、耿楚侗等人關於進勦海寇的書牘，提供原手史料。本文篩選若干篇較重要之書牘作一考釋，以為研究此命題效涓埃之助。BACK
31.明人文集之學政史料及其價值
陳寶良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
明人文集之史料價值相當豐富，而學政史料則為其中一個方面，學政史料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提學院道官員（督學官）到任之初就地方學校事務所頒發的條規、政令，關乎一省學政；二是地方學校教官所定之教約，關乎一府、一州或一縣之學政。
明人文集所收學政史料，無疑是「文告」的一種，屬於「公移」一類，具有政典一類史料的原始性，並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換言之，此類學政史料是研究明代地方學校制度及生員問題的第一手材料。
明代學政史料，除了《明史》、《明會典》之外，其專記國子監者，有《皇明太學志》、《南廱志》、《續南廱志》；專記地方學校者，有《蘇州府學志》、《常熟縣儒學志》，雖同屬學校專志，然相較於國子監專志而言，有關地方學校的專志，其內容相對簡略一些，而文集中的學政史料，正好補地方學校專志之闕，此外，文集中相關學政史料，尚可糾正其他史料記載之謬誤。BACK
32.明代永新賀氏傳世文獻簡介
黃宣民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江西永新賀氏源出於晉代經學家賀循之後。世傳儒學，至明代賀世采一門四代皆有著作傳世，以至清代乃未絕。賀世采（1505-1570），字義卿，號養吾，少從安福鄒守益學，嘉靖十六年舉人，知邳州。曾與顏鈞組織「東山希夷會」。著有《景流錄》、《義山庄集》、《義山庄詩集》等。子應保（1549-1602），字宏任，號正予。師從王時槐。棄舉業，與鄧潛谷、鄒南皋等相聚講學，所著有《志仁齋存稿》、《讀史》、《釋經》、《雜志》、《是亦樓詩集》。應保次子中男（1577-1629），字可上，號無生，善文學，與劉同升、艾南英結交；亦習兵法，曾入黃承天幕，參與抗倭鬥爭，所著有《明經濟名臣錄》、《四書注解》、《楞嚴如說》、《唯識頌贊》、《時文編》、《猶龍堂文集》、《猶龍堂詩集》等。中男子善來（1612-1684），字僧護，號邁園。明亡後，與抗清志士方以智等往還，又曾搜集顏山農遺稿，贈予施潤章（愚山）。所著有《賀邁園先生文集》、《德音堂片集》、《賀邁園先生詩集》等，與僧護並世者，還有同宗賀貽孫（1605-1688）。貽孫字子翼，自號水田居士。屢試不第，棄舉業，明末天下大亂，奉母隱居山中。明亡後，與方以智、施潤章、賀僧護等過甚密。所著有《詩觸》、《激書》、《易觸》、《詩筏》、《騷筏》、《掌錄》、《水田居文集》、《水田居詩集》等。BACK
33.論張岱小品文的雅趣與諧趣
黃桂蘭 東南工業專科學校
張岱為晚明小品大家，所著《陶庵夢憶》、《西湖夢尋》、《瑯嬛文集》，以隨筆、絮語、書信、序跋等方式，追憶明亡前綺麗繽紛的繁華生活，為精緻的江南文化留下見證。
張岱生性機敏，家世顯貴，相較於大多數的明季文人，更懂得營造生活中典雅的意蘊。精於品茗、講究美食、蒐羅珍玩、喜好戲劇、修葺園亭、結納名人雅士，甚而女伶、名妓也相與交遊。觀潮、賞雪、放煙火、看華燈，目不暇給，充分展開了當時去朴尚華，適性自娛的生活美學。
由於父叔、朋輩皆善詼諧，加上天賦穎異，張岱出言靈巧，應對敏捷；心眼所見，也觸處成趣。其時講唱文學興起，優人詼諧的技藝與文士氣息相結緣，資笑談、助諧謔，遂成一股風習。張岱言行多饒風趣，國變後避居山中，煮字療飢，仍不脫其幽默本色。無論敘事、狀物、寫人，善以靈雋活脫的筆調，捕捉瞬息變化。長於譬喻、形容，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模擬人物對話，深入筋髓，鮮活逼真。然而，邯鄲夢醒，昔日靡麗，過眼皆空。豪侈、寒窘兩相對照，再灑脫的襟懷，也不免透著悲涼。流連光景，低徊悲嘆之際，常藉著乖戾的衝突烘托映襯，寓悲愴於調侃；苦澀的諧趣中夾著自嘲自謔，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隱忍，也是一種不得已的自我解脫！BACK
34.明代商書與其他文獻圖籍的關係
楊正泰 復旦大學歷史系
商書被不少學者譽為有待開發的寶庫。利用商書做研究的人越來越多。明代商書的文獻價值究竟如何？商書與其他文獻圖籍的關係怎樣？已成為亟待回答的問題。本文環繞這些問題，略陳看法。
全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商書程圖與明代地圖〉，主要論證黃汴〈河套圖〉與羅洪先〈廣輿圖〉的關係；第二部分〈路引與明代文獻的關係〉，通過商書與宋人行紀、明代專書、資料匯編、明人文集的比較，論證路引的資料來源和可信程度；第三部分〈商書內容與其他論著的比較〉，著重從內容上闡述商書的特色，論證商書的文獻價值。BACK
35.名賢與自我：張大復筆下的理想人生
鄭培凱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科目中心
本文將探討張大復的兩本文集，《梅花草堂集》及《梅花草堂筆記》，以窺測張大復心目中的理想人生處境。或是說，當人生處境不完美之時，如何自處才能心安理得，達到現實中比較理想的狀態。這兩本文集，前者是吳中名賢傳記，也就是張大復心目中的鄉賢，是人生的楷模。後者則是紀錄他自己日常生活的心態，反映了具體真實的人生嚮往。其間的差距何在？反映了晚明人生的理想與現實衝突？還是晚明人道德楷模與現實人生的差距？張大復的心態，又在多少程度上反映了晚明士人的人生態度？BACK
36.《王陽明全書》的編輯形式與義理結構
蔡仁厚 東海大學哲學研究所
一、全書編輯形式之演變
1.全書編印前之散編
2.明隆慶謝本《王文成公全書》
3.民國正中本《王陽明全書》
4.華岡本《王陽明全書》（未刊）簡介
二、全書義理結構之評析
1.通盤之綜述：以正中本與華岡本為例
2.全書精粹之點
(1)傳習錄的義理網脈
(2)年譜顯示的典範
三、楊明學的特色及其成就
1.孟子一系義理的圓成
2.即心即性即理的「心學」
3.致良知教是自律道德的典型BACK
37.《白耷先生文稿》與閻爾梅其人其事
劉重日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一、是書為明人閻爾梅之文集，清李少云編，叔異氏評點乃稿本，並未刊刻，海內存者奇少。其《白耷山人集》存刻者頗多見，但清乾隆時已為禁毀書之列。
二、閻爾梅沛縣人，明萬曆三十一年生，崇禎三年中舉，工詩善文。明亡不侍闖，亦不侍清，曾為史可法幕僚，奔走國事，一心復明，遭清追捕，遂亡命天涯。
三、是集於論、有議、有碑傳、有銘、有賦，體裁多樣。反映了閻氏末世的複雜心態和思想情感，以及救世的各種政見與主張，都與亂世的社會和政治、軍事息息相關。對研究明末清初的歷史十分有用，可補史書記述之不足。BACK
38.朱文正事蹟稽考
顧誠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
朱文正為朱元璋長兄之子，是他唯一長大成人的侄兒。朱元璋重用朱文正，任之為大都督，自在情理之中。文正堅守南昌近三月之久，為朱元璋擊殺陳友諒，消滅勁敵大漢政權，進而實現統一大業，奠定了基礎。由於朱文正在明帝國建立前即以驕淫不法被朱元璋處死。明興後，史籍中記載朱文正事蹟頗簡略。本文為彌補此缺陷而作。文中引用朱元璋個別重要著作，未收入目前已出版之數種朱元璋文集，可見朱元璋文集仍有重新編纂或作補遺之必要。BACK
39.明代內閣大學士的文集與明代政治制度的改革
川勝守 日本大正大學、九州大學
從嘉靖以後明代內閣大學士，如桂萼、嚴嵩、徐階、高拱、張居正等人的文集來觀察，探討明人文集對明代政治制度改革的重要性。BACK
40.日本靜嘉堂所藏《朱文肅公文集》與朱國楨
濱島敦俊 日本大阪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
以記述明朝浩瀚的歷史而著名於世的朱國楨是從庶吉士開始，晉身翰林系統後，至萬曆末年此一短期間中，入內閣為輔相。具有深淵般的學識及敏銳之洞察力，且以清廉自持的朱國楨，由於直進言不諱的性格，常淪為反對派彈劾對象，再由於雙親的丁憂，實際上，他身居官場的期間甚短，而隱居故鄉湖州南潯鎮的期間是比較長的。在家居的期間，他對江南地方社會所面對的各樣問題如水利、荒政、徭役等，作了諸多的建議。在此，他一種超越個人、一家或鄉紳階層的私人利害關係，而從長期且廣泛的眼光來思考問題，從而提出極具現實性而非觀念性的改革建言。這些活動的紀錄，在今日出版的史料中，除了可在各種方志或他人的文集中散見外，在筆記《湧幢小品》中亦留下自述。當時，很多的士大夫留下文集，經由他們本人或子孫、門生之手加以刊印，但朱國楨的文集卻不曾印行出版，因此，研究者無從利用他的文集。
但實際上，他的文集《朱文肅公文集》（鈔本，不分卷，六冊）為東京靜嘉堂文庫所收藏，加外《朱文肅公詩集》（鈔本，一冊）為北京圖書館所藏。
這本文集為我們明史學家，特別是為研究明代江南的史家，留下了珍貴的資料。BACK
41.從版本學及聯網編目看明人文集
James S ren Edgren（艾思仁）
Princeton University, Chinese Rare Books Project
中國傳統版本學具有深遠的學術淵源；而當今前所未有的聯綱目則無疑為學術研究提供了新的手段。此二者的結合使中國古籍善本的編目更趨綜合完備。從1991年起《中文善本書國際聯合目錄》項目就開始在RLIN（研究圖書館情報綱絡）的數據庫中，將包括中國、北美和歐洲的二十五個中國古籍收藏進行聯綱編目。至今，編目數量己達一萬四千種，其中百分之十為明人文集。本文將從版本學的角度對四部分類之集部尤其是明別集類進行討論，筆者將就與明人文集有關的版本著錄中出現的問題為示例，來說明《中文善本書國際聯合目錄》如何處理這些問題。BACK
42.Wenji as Historical Sources of the Ming-Qing Conflict:
Contrasting Official Cultures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Lynn A. Struve（司徒琳）
Department of History, Indiana University
Late Ming wenji have been utilized extensively in shcolarship on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on the partisan struggles of that tumultuous time. Less noted has been the large amount of valuabl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wenji on military affairs and matters of acute security concern to the Ming state, prominent among which was the growing threat from Liaodong. The fact that so much was privately published, on such sensitive matters, before the end of the Ming is testimony to the relatively open political atmosphere engendered by weakness in the emperorship, disunity among statesmen and bureaucrats, and defiance in the scholar-official stratum.
A parallel to this condition can be discerned in other forms of publication besides wenji, especially recent historical accounts, in which men readily went public with highly opinionated views on governmental matters in which they had been involved. Another parallel is the rise in news-worthiness if dibao 邸報, which, for a time between middle Wanli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Chongzhen reign, escaped the usual controls and showed some sign of becoming a genuine medium of public information.
After 1644, Ming official who resisted the Qing conquest continued to retain copies of their official papers regarding infernal governmental affairs, to be published immediately if possible or posthumously if necessary, though most of the many items in wenji pertinent to the Ming resistance regimes were not published until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In constrast, I know of no early-Qing official whose writings on or from his actions in the Ming-Qing conflict are included in wenji, published or unpublished. Among several extant collections of memorials, those from the period before the last Ming claimant was eliminated in 1662, that is, from the Shunzhi reign, appear to have been compiled for bureaucratic purposes such as adjudications or promotions. The early-Qing official ethos in general was much less inclined than in late Ming toward the public airing of governmental matters through private channels. This atmosphere was reinforced by the early restriction of dibao circulation and later close control and manipulation of dibao contents, as well as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cret, palace memorial system, under which officials were prohibited from keeping copies of what probably were their most important memorials.
Thus, wenji can be studied as a gauge of increasingly efficient autocraticbureaucratic rule and loss of budding public involvement in governmental affairs from late Ming to early Qing times.BACK
43.談遷與嘉靖朝
Carney T. Fisher（費克光）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Adelaide, Australia
眾所週知，談遷（1594-1658）在1653年撰成一部編年史類型的明史，書名為《國榷》，其標點本直至三百年後的1958年才正式出版。雖然近人如：謝國楨、鄭克晟、吳昭、羅仲輝等對本書都有所著述，但大多是一般性的綜述與評介。《國榷》之所以重要，不僅在於其記載天啟、崇禎年間的史實，還在於其提供明朝整個朝代的史料。評估一本史書，我們必須評估作者，並力圖理解作者的價值觀念與世界觀。
本文旨在討論談遷對嘉靖時期的評述。這可能並不是書中涉及的最重要的時期，但這個時期是明代前期過渡到晚明的中心點，談遷取捨的史料，為我們提供了評估這位史學家最好的材料，他對該朝各種事件的評論，深刻反映出他的價值觀、對禮俗禮儀的態度，以及對明清時期政體的理解。B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