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仲麟*

前言

姚旅所撰《露書》，以往學者提及者不多。謝國楨先生在四十年前（1960年）所著的《明清筆記叢談》中，曾對《露書》予以簡要介紹。書中認為該書各篇中，「以風篇、錯篇記當時的事實，最為詳核。」又云：「他曾遊歷京洛，北上太原、洪洞、大同，南涉嶺海，還到過雲南。所經過的地方，人情風俗，節候風氣，戲劇樂舞，都有所記述。還記載了些朝鮮、琉球、越南諸國及西南少數民族的習慣；以及西洋利瑪竇等人東來的事蹟。」謝先生認為其中有很多可採的資料，例如有關樂器各條，「很可供音樂家的參考。」書中所記的雲南火把節的資料，「也有其參考價值。」另外，謝先生又舉到書中所記關於歐州人東來的事蹟，以及煙草傳入中國的事實，都是不錯的史料。 [1]

昔日讀謝國楨先生書中此段記述時，遍查臺灣各圖書館，均未見收藏該書，深以未能通讀全書為憾。五年前，《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刊行，於該叢書子部中見《露書》， [2] 惜以正撰寫博士論文，未能細讀。近日細讀此書，殊覺當中所載，誠如謝國楨先生所言，極富史料價值，爰是將書中關於明代社會經濟方面之史料，予以進一步介紹，以為明代研究之助。

一、姚旅的生平

依據現存資料，有關於姚旅的生卒年不詳，僅知其為萬曆、天啟年間人。至於其個人事蹟，亦不甚了了。據錢謙益記載：「旅字園客，初名鼎梅，莆田人。以布衣游四方，卒于燕。著《露書》若干卷。詩苦吟，不多作，有集行世。」另據朱彝尊言：「園客放浪湖海，綴拾舊聞，《露書》一編，頗存軼事。其評隲一時詩家，遠比敖器之，近續王元美（王世貞）。」 [3] 然而，姚旅的集子，個人目前尚未見到。

明末，李維楨曾在為《露書》所作的序中說：「園客好遊，足跡幾遍天下」。 [4] 從姚旅所撰的《露書》來看，其一生行跡，確實遍歷南北，最北至宣府及京師，西北經豫至晉、陜；並曾溯長江西上，經江西、湖廣至四川，又到過兩廣，還去過雲南。而上京及返閩路程中，曾經歷浙江、南直隸、山東、直隸等地，亦自不待言。

姚旅早年的足跡，現已不明。青年以後，僅知其於萬曆二十五年（1597）冬，可能因為入蜀而在武昌停留，適逢黃鶴樓被燬。 [5] 至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底自四川東返，除夕當晚，泊舟於白帝城下，「縱飲口渴，命童子汲江水飲之」，覺江水「味甚醇甜」，即使是中冷、惠泉的水，也要「頓減聲價」。 [6] 隔年春，由四川歸福建途中，泊舟於新灘，遇暴雨。 [7]

萬曆三十年（1602），姚旅客居南京秦淮河畔。 [8] 第二年的冬天，僦居淮清橋，對面即是娼妓聚集的桃花渡。 [9] 直至萬曆三十二年冬天，姚旅猶在南京，曾與友人讌集於秦淮河畔。 [10] 在客居金陵時，加入了金陵詩社，因此留下了一些詩於《金陵社集詩》中。 [11] 萬曆三十四年（1606），姚旅曾客居青州知府盧作仁署中。 [12] 至萬曆三十八年（1610）仲秋後，北上京師，適遇朝鮮貢使入京，獲朝鮮使者贈予高麗扇及紙刀。 [13] 萬曆三十九年初夏，自北京南返，曾泊舟於鎮江之奔牛鎮。 [14] 至南京後，將《露書》交予張爾建，託其刊刻，隨即又匆匆趕往山東。[15]

萬曆四十一年（1613），姚旅曾至山西。 [16] 萬曆四十二年自北京南返。 [17] 據其書中所記，萬曆四十二年十一月廿一日晚上，他人在浙江新昌縣令署中。 [18] 而在萬曆四十四年，曾返回福建莆田，在家「始見鶴蘭」。 [19] 但萬曆四十五年，又「客楚」。 [20] 萬曆四十七年（1619），又再至京師。 [21] 天啟二年（1622），亦曾客居湖廣的江夏。 [22] 其後的蹤跡不明，何時死於北京，則不清楚。

二、《露書》的史料價值

姚旅所撰《露書》，現存有金陵徐登刻本。 [23] 據其自序言，是書之作，萌於萬曆三十年客居南京時，但無暇下筆；其後於萬曆三十四年（1606），客居青州知府盧作仁署中，始著手撰述。 [24] 據天啟二年（1622）侯應琛為該書所寫的序，稱其「艾年」（即五十歲）而「足跡幾天下遍」，則該書梓行時，姚旅的年紀已超過五十歲。 [25] 然而，令人感到可惜的是：該書在出版過程中，曾兩度遭遇火厄，因此現在所見的刻本，已非原來全豹。據其自序云：

辛亥（萬曆三十九年，1611），書粗成，抵秣陵，屬張爾建芟訂，隨刻日發程入齊，以事稽晷，刻書燬於火。時爾建借宅讀書，先是夜坐，聞瓦上多人馬聲，……。余己未（萬曆四十七年，1619）方續成，壬戌（天啟二年，1622）持二冊就友勘市語，偶寄市肆，暮歸，肆反扃，仿偟達旦，其夜果復燬。惟是潦略付梓，……。 [26]

姚旅是一個對知識有多方面興趣的士人，從《露書》的內容，可以看出這點。其所撰《露書》，自言係「追憶昔者，凡身之所交，口之所談，足之所履，目之所觸，耳之所聞，及一切可喜可愕，輒命管。」 [27] 最後成書，得十七萬言，分〈核〉、〈韻〉、〈華〉、〈雜〉、〈跡〉、〈風〉、〈錯〉、〈人〉、〈政〉、〈籟〉、〈諧〉、〈規〉、〈技〉、〈異〉十四篇，共十四卷。其中內容，上通先秦，下及當世，但以明代為多。

清人在《四庫全書總目》中稱此書：「詞氣獧薄，頗乖著書之體，其〈核篇〉所論經義，率毛舉捃拾，無關大指。〈韻篇〉亦猥雜不倫，〈諧〉、〈異〉諸篇，尤多鄙俚，至謂屈原宜放、馬遷宜腐，以其文之繁也，傎亦甚矣。」 [28] 然而，雖然《四庫全書總目》編者對此書的評價不高，但就如前面朱彝尊所說的，此書「頗存軼事」，書中不乏一些明代珍貴的佚聞及史料。

舉例來說，姚旅曾依據親身經歷，記到關中在嘉靖大地震後所出現的地下水位下降及地溫現象：

關中王孫長房招予遊（長安）曲江，不羈宗族，謂曲江昔時掘地三尺即及泉，自嘉靖末年地震後，十尺始及泉；昔時冬無青草，地震後，冬且原原芊芊，不殊春日。驗之，信然，蓋地氣漸煖耳。 [29]

以往，關於嘉靖三十五年（1556）關中大地震的研究，談及關中地震後水位下降，僅言及渭南縣在地震後，「水泉半堙，而桔皋以廢」；亦及華縣鳳谷寺石泉涸廢，泉中養魚為此中斷。 [30] 此一材料可做為補充。

此外，並記及雲南的公文傳遞制度：

滇南遞公文，有雞毛一枝、炭一塊在手，即知為火速飛遞，十日之程，兩日便至。 [31]

此條資料也甚有價值，可補充明代驛遞制度研究之不足。 [32]

另一方面，《露書》當中也記載了不少外族的資料。其中即記載了宣府城外的蒙古定住民：

宣府熟夷重客，至其家，榻地而坐，主人先牽生羊以獻，隨對客宰烹，熟則盛以器，戴於首以獻。方宰割、奉嚐、侑食，即有歌妓挾琵琶列侍。客酬主人，須以布帛，在客厚薄，不計尋丈。賞妓須針線之類，若以黃白，則主與妓皆不免有怒色，以為賤己
也。 [33]

此一資料可讓我們清楚地知道，蒙古人在明末時已定居於宣府城附近。 [34] 另外，姚旅又據所目擊，談及定居蒙古人的住屋形式：「北狄、西戎，皆用帳房，行即捲之，惟熟夷有房屋，以茅結之，或圓或方而頂尖，如保定近邑民間小屋耳。」 [35] 凡此皆它書所未詳及者。

書中並提到琉球宮廷喜演福建子弟戲：「琉球國居常所演戲文，則閩子弟為多，其宮眷喜聞華音，每作，輒從簾中窺。讌天使長吏，恒跪請典雅題目，如《拜月》、《西廂》、《買胭脂》之類皆不演；即《岳武穆破金》、《定遠破虜》，亦以為嫌。惟《姜詩》、《王祥》、《荊釵》之屬，則所常演，每嘖嘖羨華人之節孝云。」 [36] 另外，又談到「琉球國等威，以手巾別之。手巾者，裹首帛也。紫手巾最貴，即國相、大夫之類。黃手巾次之，紅、綠等又次之，青者為下。王手巾則兼用五色。我使往封，彼皆華服來見，不復用彼服色矣。」又云：「琉球國理錢穀官，謂之哪霸官。」 [37]

姚旅在書中，又記及其與來華歐人羅華宗的談話：「南海在粵，可達京師。往時海運往往揚帆，蓋由東海而北海也。頃見羅華宗云：自北海而西海而抵南海，則是四海周流，西北隔於戎狄，人莫由至耳。羅華宗者，西洋人，慕華而至華，衣冠、飲食、言動，皆宗華者。余問：『西洋布，出若國乎？』答云：『彼小西洋，吾所居大西洋，在京師之背北海中，去京師不遠，阻於韃靼，不能飛越，故必至南海焉。自西洋至南海，須閱三歲，海中自有小島，小島自為一國，時可泊舟焉。』問其酒，則蒲萄也。華宗與琍瑪豆同國，或云琍瑪豆之徒，其道稍遜；或云琍瑪豆之友。琍瑪豆善天文，所著圖，與中國頗異；且善煉丹。余問華宗供帳所出，云家中時有至粵者，此殆託言，或亦善煉丹乎？」 [38]

又記及海澄人在明末已仿製自鳴鐘：「近西域琍瑪竇作自鳴鐘，更點甚明，今海澄人能效作。」 [39] 同樣地，這兩條資料也可以讓我們對明末中歐文化之間的交流，有多一點的認識。

他也談到福建莆田的風土病──「著沙」，以及治療方式──「刮沙」：

莆有著沙之病，令人腹痛、手足冷，狀若傷寒，治之只用頭髮繩，刮兩臂上及頸上，令發紅，謂之刮沙。又內服薑湯而已。稍甚者，以針挑背上白筋如線，刃斷之，愈。最甚者，以針刺十指尖，出烏血即愈。 [40]

另外，又談到萬曆末年泉州的大瘟疫：

丁巳（萬曆四十五年，1617），余客楚，遇漳浦趙廣文云：「今歲泉州甚疫，死者數萬人。士大夫多親見鬼，後鬼言欲索食於粵，士大夫盛設侑席為餞，皆穿大紅，親與鬼酬酢。」 [41]

此事，〔康熙〕《福建通志》亦有記載，但僅云：「大疫」， [42] 未有傷亡描述，此條正可補其不足。

此外，《露書》還記錄了相當多的方言資料，包括閩粵、金陵、北京、洪洞以及山東、關中、湖廣等地的土語。 [43] 如記福建人「稱客不曰『兄』，必稱之曰『人客』。」又談到莆田、泉州、漳州一帶的人，稱夫為「翁」，而漳州人「謂婦人所私者」為「路頭翁」。又提到漳州人稱「替人受杖者」為「赤腳兵」。 [44] 又記關中有一方言叫「趿破鞋」，蓋「關中軍士至冬守邊，多不在家，其婦即與人私，不甚索人錢，故人謂之『趿破鞋』。」 [45] 除了方言之外，姚旅也在書中記錄了許多蒙古語。 [46]

總而言之，《露書》對於研究明代後期的歷史而言，是一本極為重要的筆記類資料，其中除了上舉的一些資料之外，還有大量的社會經濟史方面的材料，頗值得加以介紹。

三、《露書》中的風土材料

姚旅在《露書》中，記錄了大量南北各地的風土民情資料，其中絕大部份是其親身的觀察與見聞。以下按其性質，分別摘要介紹。

（一）婚喪喜慶

1.吉慶

姚旅在《露書》中曾記及各地慶賀生子的風俗，他說：「莆中生子，飲人以雞蛋酒，貽人以雞蛋粥，海內之風略同，獨南州及廣西飲人以薑酒。」又記到以壽幛祝壽及倩人寫壽文的流俗：

今為親上壽，率十數金為錦幛，然惜重幣，求文只持數錢，索學究筆，借一顯貴姓名，以誇耀戚里。桂匵而寶燕石，虛詐之俗，相沿不覺。是不惟誑俗，且誑父；不惟誑父，父亦自誑也。 [48]

這一材料，是觀察晚明祝壽消費及潤筆價格的好材料。此一資料大概是明代有關壽幛價格的唯一記載；而關於文人潤筆之價碼多少，記載亦少，此條資料亦可補其不足。

2.婚嫁

姚旅在旅行各地之餘，對於各地的婚嫁風俗，也有比較，如比較山西洪洞與福建莆田的嫁女風俗云：「洪洞縣嫁女，女出大門始上轎，及婿門，亦即下步入，所謂：『往送之門，必敬必戒』，於茲見之。莆俗輿而登堂，云至七日方敢見天，室有隙地，蔽以采布，不知何所昉？」 [49] 另外，他又談到洪洞嫁女喜用漳州牙轎相炫耀：

洪洞嫁女，以漳州牙轎為華觀，無則多方借之，撤去門窗，女露坐其中，遍遊坊市以耀人，即對門亦爾。余嘗見劉大參與李孝廉對門而居，劉氏嫁女與李，迂遊城中半日，始抵李居。 [50]

《露書》中又記及徽州鬧新娘的風俗：「《抱朴子》所言戲婦之俗，今惟新安有之，娶婦之夕，親族擁塞臥房，規足評手，擲果取笑，且謔弄新人，必求其答，不答，至以簪鑽體。」 [51] 此一資料可與田藝蘅的記載互相對照。田氏的記載為：

今徽州等處人娶新婦入門，眾親戚皆百般戲侮調弄，名曰弄新婦。甚有至于不堪毒謔死者云。其衣服鞋履皆用線縫綴，恐有疎脫，但不及于亂耳。風俗薄惡之甚，真南蠻之遺留也。唐時即有此風，曰娶婦之家弄新婦。今越俗，親友必將新婿灌醉于房中。 [52]

此外，他又談到福建漳浦攔轎勒索喜錢的風俗：「漳浦人初嫁女，親戚沿路以桌攔轎，勒覓喜錢，有多索不即放行，至次日始抵婿家者，如莆俗只攔門而已。」 [53] 另外，也記到莆田以小兒迎新娘出轎的習尚：「莆中新婦轎至堂，必以五、六歲小兒轎前作揖，婦始出轎。」 [54]

另外，姚旅又記載了四川及吳興的婚嫁年齡，說：「蜀男十二而娶壯女，吳興女十二而嫁壯夫。」 [55] 可見四川有幼男娶長妻的風俗，而吳興則幼女嫁長夫。此一資料，亦可與王士性的記載相參照：

蜀中俗尚締幼婚，娶長婦，男子十二三即娶，徽俗亦然。然徽人事商賈，畢娶則可有事于四方，川俗則不知其解。萬曆十年間，關中張中丞士佩開府其地，每五里則立一穹碑嚴禁之，每朔望闔邑報院，邑中婚娶若干家，某家男女若干歲，犯禁者重罪之。然俗染漬已久，不能遽變也。 [56]

其實，這種幼男娶長妻的風俗，在湖廣偏遠之處亦然。據郎瑛云：「近聞湖廣邊方，多有子方十餘歲，即為娶年長之妻。其父先與婦合，生子則以為孫也。故每每父年二十時，有子已十餘歲矣。」 [57] 其背後是否牽涉到這些地方婚姻市場上男女性比率失衡的問題，有待進一步考察。

姚旅在《露書》中，又提到南州（江西南昌）厭惡寡婦改嫁上轎的習俗：

南州謂重婚為「過婚」，俗極厭過婚之婦上輿，謂在人門前，即主其家不利，故一巷之內有過婚者，鄰家各持棍石以待之，婚家亦知舊俗，皆以午夜背至曠地而後登車。又聞過婚女家，亦不肯令從門出，甚至穴牆而徑焉。 [58]

此材料亦頗特別，足供研究明清婚俗者參考。 [59]

3.喪葬、祭禮

另一方面，姚旅在《露書》中，也對於各地的喪葬風俗加以比較。他於書中即談到山西洪洞婦女送葬習俗與各地的不同：

閨流送葬，處處皆素服、帷車，獨洪洞盛飾，衣紅綠、張蓋（隨其夫及父翁之應得者）；又徒步旅行，男在柩前，女在柩後，男送出城外而別，女止門內。 [60]

又提及各地掃墓的風俗：「清明、重陽上墳，海內風俗，相去不遠。惟河南延津縣，正月初三、七月十五、十月初一皆上墳，一年多此三度。十月謂之『燒寒衣』，清明則先於墓前演戲三日，至祭日而散，視海內為盛。」 [61]

對於明代後期喪葬風俗的浪費，他也有所筆及。在談到山東青州府的喪葬風俗時，他說：「青州俗原奢侈，其流至於不情，如初喪之家，里社群集開筵演戲，以為孝子破悶，名之曰『伴坐』。及出葬路祭，結綵備極縑繡，祭品動費萬錢，名之曰『隨會』。」 [62] 另外，他也談到江西宗室重視冥壽的風俗：

南州宗室謂親死日為暗忌，生日為明忌。宗中極重明忌，親死者遇十生日，如五十、六十之類，猶追壽焉，族人具禮謁賀，一如存日。 [63]

此外，他也談到福建莆田當地冥紙上所印字樣的源流：「吾鄉中元祀其祖先，盛於海內。所燒與祖先銀錠，面上皆印『京宵花銀』四字，不知其義云何。余族有居涵江塘北者，先是鬻地於人，其人在地內掘土，得銀數十錠，若宋元所埋者，面上亦並有『京宵花銀』字，見俗有所本也。」 [64]

（二）節序踏青與生活風貌

《露書》中記述了不少各地節俗的資料，譬如他說清明、重陽踏青，以南京雨花臺最盛：「清明、重陽之景，無過秣陵雨花臺。數里之內，士女席地，若蟻聚垤，絃歌入雲，簫鼓沸地，土風之樂，以此為第一。」 [65]

相對於南京的雨花臺，北京則略遜一籌。不過高梁河的景色，也還算可以：「京師風塵漲天，獨少流水，高梁橋淺水漣漪，游魚可數，清明之後，漸游集焉。兩堤垂柳，交蔭清流，佛宇輝煌，羅綺花聚，亦一樂境也。蓋雨花以鬧勝，高梁以清勝。」 [66] 此外，他又談及「北都天壇傍有金魚池，魚長尺餘，分池種育，以待上供。端午前後，士女爭游觀焉。過此，則內進及分供公侯矣。是時，土人依柏為亭，置甕賣酒，餚核之珍，畢集山海，且當罏有歌伎，侑觴有妖童，孤旅過游，殊足遣懷。」 [67]

至於端午滑龍舟，他認為：「端午龍舟之戲，真州獨盛。觀者結綵為標，侑以鳶酒。龍舟兩兩相競，先至者得之，蓋奪標意也。載酒買船，日須數金，五日之內，計居民日費不啻萬金矣。」 [68] 而中秋賞玩之盛，雖海內皆然，但其中杭州虎丘獨以幽勝、以韻盛，「而吳歌尤勝。」 [69] 除此之外，他又提到蘇州，在每年的「六月二十四日，競游於葑門外荷花蕩，畫舫雲集，麗人舄錯。袁中郎謂：『露幃則千花競笑，舉袂則亂雲出峽』，可謂盛矣。」 [70] 另外，他也記及江南遊憩，除了冬天「圍罏閒話」之外，「餘三時多游眺，而姑蘇游山船更盛。」 [71] 另一方面，姚旅在《露書》中也曾大量引用當時一些文人的詩，談到各地的生活面貌。如抄錄了屠隆的〈江南謠〉，談到其所描繪的江南冶游之風：

十千買一爐，百萬買一畫，妖童與豔姬，大艑閶門下。

菱花與藕花，綠水平如掌，堤邊油碧車，湖上青蓮舫。

村村帶流水，遶屋是蒹葭，對門聞雞犬，舟楫過鄰家。

江南饒水竹，臺榭碧嶙峋，昨日絃歌罷，明朝換主人。

朝從紫陌游，暮向青樓歸，家中無斗粟，身上著羅衣。

並說：「江南冶游之風，在在可樂，讀『堤邊帷車、湖上蓮舫』，便令人神往。『舟楫過鄰家』，唯吳興擅其勝。末二首最中江南之弊，『明朝換主人』，余於諸友中每身見之。」 [72]

另外，他又談到王同軌所作的〈朔方風土十詩〉，錄了所記得的其中七首：

門前一陣鸁車過，灰揚，那曉的踏花歸去馬蹄香！

綿襖綿裙綿褲子，胖張，那曉的春風初試薄羅裳！

頭上髮髻高一尺，蠻娘，那曉的寶髻雲鬟官樣粧！

開口便食燒道子，難當，那曉的蘭陵美酒鬱金香！

生蒜生蔥生韭菜，腌臢，那曉的美人夜半口脂香！

開口便唱冤家的，歪腔，那曉的春風一曲杜韋娘！

行雲行雨在何方，炕上，那曉的美人夜宿芙蓉帳！ [73]

頗可以顯見北方人的生活情狀，也是不錯的風俗史料。

除此之外，他也談到舟船倒拽、轎子倒擡之風：「建溪之舟如鳧，前尖小而後深大，遇水漲則倒拽上灘。北方冬日遇頹風，而轎亦倒舁。陶比部人表〈懷來道上苦風詩〉云：『越人舴艋撐須倒，西塞風尖轎倒擡；路上小兒休笑取，有人驢背倒騎來。』」 [74] 這對於了解明代交通工具的使用方式，也有幫助。

又提到負物的習俗：「巴陜人遇物，皆背之於背。外夷人遇物，皆載之於首，雖數十斤，步履自如。」 [75] 並觀察到南北燃炭方式的差異：「火盆駕炭，至微事，亦自有勢。南中熟炭在下，駕生炭於上，氣即焰上。北邊生炭在下，置熟炭於上，氣方焰下，若效南中，即熟者亦黑矣。蓋一陽之後，氣宜上焰。北邊陽氣不勝寒威，故焰氣降而下耳。」 [76]

（三）鬬魚等風俗

姚旅於《露書》中，又據其所見，記及鬬魚、鬬鵝、鬬鵪鶉、鬬促織、鬬蛛、鬬蟻的風俗，頗為難得。

其記鬬魚云：「莆中榕樹大蔭數畝，上可駕亭榭。四、五月，田頭蹄涔，產花魚，長二寸許，身若文錦，五彩相間。童子取之，異盆而飼，飼以蚊。欲鬬者，各以盆至，共盆即鬬，銜口翻身，怒目鼓浪。敗北者，循盆而走，勝者逐之，至斷其尾，因其勝負以取樂。余嘗與仲韋論快事：一則五、六月在故鄉木蘭陂上榕陰樹底，剖鮮荔支，看妖童鬬魚；一則二、三月在蘇公堤上綠柳蔭中，傾玉帶春，看冶妓走馬。」 [77]

其記鬬鵝云：「鬬鴨之風，今絕未聞，鬬鵝亦惟見於漳州。鵝之佳者，可值五千。鵝鬬，為護其子。故鬬時，土人執雛交立其前，雌鵝隨後，厲聲助其勇也。主人以手招之，壯其膽也。先以酒漬米飼之，酣其力也。若去主與雌，便不能鬬矣。弱者敗，即逐北。佳者雖敗，猶堅立不肯少卻。」 [78]

其記鬬鵪鶉，則云：「鬬鵪鶉之風，秦中為盛，曾於王孫長房宅上觀之。方桌鋪氊，氊上安麵篩，篩墻箱以布，放鵪鶉於內，誘以少粟，相見即鬬，勢亦可觀。負者竟逸飛，因其勝負以相賭。王孫、士人，袖口一袋，皆此物也。即肅客、游覽，皆不去此。蓋此物穫粟時方至，置之袖口，欲其暖耳。」 [79]

又記鬬促織云：「鬬促織之風，今惟燕京為勝。市上有籠賣者，置之於盆即鬬，鬬者視戰之勝敗為賭。雄能鬬，雌不能鬬。雄能鳴，鳴以翅。雌不能鳴，翅亦短。雌三尾，雄二尾。京師可單養，楚中不可單養，單養則死。江南亦不甚喜鬬，見風氣之殊也。」 [80]

又記鬬蛛云：「鬬蛛之法，袁中郎謂自公安龔散木始。鬬宜雌，不宜雄。雄遇敵則走，足短而腹薄，易辨。養之之法，先取別蛛子未出者，粘窗間紙上，雌蛛見之，認為己子，愛護甚至，見他蛛來，以為奪己，極力禦之。惟腹中有子及已出子者不宜用。鬬時，初以足相搏，數交後，猛氣愈厲，怒爪獰獰，不復見身。勝者以絲縛敵，至死方止。亦有怯弱，中道敗走者。有勢均力敵，數交即罷者。其色黧黑為上，灰為次，雜色為下。其名有玄虎、鷹爪、玳瑁肚、黑張經、夜叉頭、喜娘、小銕嘴，飼以蠅及大蟻。」 [81]

又記鬬蟻云：「蟻善鬬，《埤雅》已載之，然蟻有目而以鬚視，實發自袁中郎。蟻以鬚為視，行動之時，以鬚左右審視，然後疾趨。抉其鬚，即不能行，因憤而鬬，至死方休。」 [82]

除此鬬小動物之外，姚旅又於書中記及莆田瓜戰、蔗戰的風俗。其記瓜戰云：「瓜戰，西瓜熟時，莆人兩兩對，斷瓜之肉色，或斷子色，或斷拳剖時落子在地若干，負者出錢償值，以供笑樂。按吳越時，錢氏子弟逃暑，取一瓜，各言子之的數，言定剖觀，負者張宴，謂之瓜戰，則此風之來舊矣。」 [83]

另外，又記莆田之蔗戰云：「蔗戰者，甘蔗上時，莆人以數束積傍為賭，只取數枝，兩人遞擘，次數同而比試，短者償值。蔗長須立椅上擘之，熟此者，一枝一刀，直擘到地。游閒少年，亦以為樂。」 [84]

四、《露書》對晚明世態的記述

姚旅在書中亦記及甚多晚明的大千百態，茲舉其大者，以做說明。

（一）社會風氣

姚旅在書中，談到輿馬制度的改變說：「朝制：南、北官俱騎馬，隆慶間因南人不慣，始乘小轎，不數年，北亦如南矣。省垣道遇大九卿，或拜之，仍上馬，越數步始乘轎，名之曰『引馬』。」 [85] 另外，他也談到說：萬曆末葉，金陵的游客，「囊中不必有錢，出門必乘輿，作貴人狀。」 [86]

又記嘉靖年間，莆田士大夫的衣著簡樸，其中還談到一個笑話：

莆自嘉靖以前，士大夫多戴布帽。黃洗馬請急歸，過一驛，驛丞見其布帽，復不知洗馬是何官，乃自前席，且問公一日洗幾馬？黃謬答之曰：亦如公一日撥幾馬耳。又問謁府邑若何？曰：平處。謁監司若何？曰：平處。謁兩臺若何？曰：平處。丞始知是尊官，頭搶地稱萬死。 [87]

另外，也談到因為士人服飾簡樸而導致一場誤會，後來衍生為生員與縣丞、縣官的抗爭：

莆俗舊質朴，嘉靖壬戌（四十一年，1562）前，諸生概布帽，與齊民無別，一生野外便，丞過，以為民也，朴之五。生進城訴諸同袍，眾譁，俟丞旦日朝謁廟，持膏藥如面大，敷丞面，丞于思，一時難揭去，因共毆之。令護丞，怒欲治狀。令姓某，故墨。諸生因聚家丁圍令宅三匝，欲窮其貨。縣與驛項背相倚，有媚令者於背穴牆，出其貨於驛，屬過客順去。令既空居，始治激變狀，諸生相率訴諸當事，當事詰之曰：「令，父母也，天下無不是底父母，父雖不慈，子不可不孝，何故訴令？」諸生答曰：「令南面而治我，吾君也，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當事為憮然。 [88]

此外，他還談及莆田在嘉靖年間，「男子初娶婦，必織馬尾為裙，以衷衣服，貧者不得此為恥，誠為怪俗。」至萬曆中葉以來，又有「以馬尾為鞾者，亦好異一事。」 [89]

（二）各行各業

姚旅於《露書》中，談到宋人王禹偁上疏云：「古有四民，今有六民」；他認為明末在六民之外，可再加十八民，合為二十四民：

《楓窗小牘》載宋人王禹偁上疏云：「古有四民，今有六民」，謂「古者農即兵也，今執戈之士，不復事農，四民之外，又一民也。佛教入中國，度人修寺，不耕不蠶，而具衣食，五民之外又一民也。」余以為今有二十四民：借籍三清，專門符水，六民之外，道家又一民也。錢權子母，藥假君臣，七民之外，毉者又一民也。灼龜擲錢，自謂前知，蓍草梅花，動稱神授，駕言管輅，籠絡孔方，八民之外，卜者又一民也。手抱五行，口生七政，九民之外，星命又一民也。姑布樨孩，麻衣糟粕，十民之外，相面又一民也。尋龍第一，青烏無雙，十一民之外，相地又一民也。技擅攻城，智能略地，十二民之外，奕師又一民也。額瞬眉語，低昂在天，口頭赤手，空囊珠玉，堆於半壁，十三民之外，駔儈又一民也。生長烟波，慣聽風水，身寂岸飛，千里坐至，十四民之外，駕長又一民也。緩行如桎梏，飛步若甜飴，不惜一雙踏河山百二，十五民之外，舁夫又一民也。論斗不論星，論君不論民，始於五虎，終以翻龍，十六民之外，篦頭又一民也。臭過鰒魚，香云龍挂，錢乙何視，趙甲何薄，十七民之外，修腳又一民也。捏手捏腳，揣前揣後，十八民之外，修養又一民也。藏龜真傳，瘦馬捷法，粉胸翠足，螺黛朱唇，機關日練，媚態橫施，□網滿前，貪坑無底，十九民之外，倡家又一民也。彼何人斯，居夫簾子，翠袖羅裙，曰男如女，兩兩三三，拔十得五，二十民之外，小唱又一民也。改頭換臉，世態備描，悲令人非，怒令人喜，廿一民之外，優人又一民也。吞刀吐火，度索尋撞，聚眾山於目前，種瓜蓏於頃刻，廿二民之外，雜劇又一民也。游閒公子，俠骨豪民，家藏劍客，戶列飛霞，激游矢若驟雲，探囊金如故物，里羨其雄，官何敢問，廿三民之外，響馬巨窩又一民也。 [90]

姚旅根據當時世態加上的十八民，即道士、毉者、卜者、星命、相面、相地、奕師、駔儈、駕長、舁夫、篦頭、修腳、修養、倡家、小唱、優人、雜劇、響馬賊。最後，他還感慨地說：「宋侈六民，今隆十八，凡此十八民者，皆不稼不穡，除二、三小技，其餘世人奉之如仙鬼，敬之竭中藏，家懸鐘鼓，比樂公侯，詩書讓其氣候，詞賦揖其下風，猗與盛哉！」 [91]

而在書中，他曾特別提到南京在萬曆三十年（1602）以後，出現「詞人各挾一妓，夾秦淮而居」的現象。 [92] 並對南北的娼妓加以比較：

南都妓文雅，口不談刀錯。北都妓高價而俗，楚妓麗而多情，晉妓夥而太受卑抑。晉妓，城中不敢騎馬，道行見人，概舉手稱拜，見秀才則不敢稱拜，曰磕頭，而膝略近地矣；城外騎馬見衣巾者，在里外即下馬稱拜。余嘗出平陽北門，遠見翠袖兩兩耳語，意其妓也，比肩車將近，列跪道左矣，蓋其俗然也。 [93]

姚旅對於北京的妓女，最不敢恭維，他說：「北都妓既無几案，又無香罏，極雅者，沉香在汗巾角，就火盆，挾片炭於盆簷爇之，欣欣德色矣。余嘗嘲之曰：『都門妓，眼眶大，而香罏亦大；房中有長案，案上有書，壁上有畫，雲居寺邊張五耳。』」 [94]

而對於萬曆中葉以後，南京秦淮河畔娼妓業的逐漸蕭條，他也認為是國力衰退的一個表徵，不是好事：

癸卯（萬曆三十一年）冬，僦居（金陵）淮清橋，隔桃花渡，即曲中也。予謂陳元凱廣文曰：「國家耗矣。」廣文問故，予指曲中，謂之曰：「此間華榱麗棟，曲榭層臺，半委草矣。」廣文謂此正宕俗轉淳，君反以為耗者何？曰：「李文叔不云乎：『天下之盛衰，係於洛陽；洛陽之盛衰，係於花園』，此亦洛陽之花園也。當國家盛日，城量珠玉，民生富裕，因以餘力酣歌於瑤箏錦瑟之間，且太平時人心宏拓，眼界闊大，視金如糞土。今物力盡詘，既無餘資以事此，又心與運移，漸入鄙細，金重性命矣。內多欲而外難割捨，紅粉冷落，曲榭變為蓬蒿，所由來也。予謂國耗者，正辨以此！」 [95]

另外，他也觀察到萬曆末年北京小唱的絕跡：「京師小唱率善肉聲，余甲寅（萬曆四十二年，1614）出都，及己未（萬曆四十七年）入都，此伎遂絕。歐陽伯宣曰：『小唱今為大雅矣。』」 [96]

除了娼伎之外，姚旅在《露書》中，還談及兩種盜賊。一為「白龍挂」：

白龍挂者，南都偷倉米之盜名也。以白布為長橐，跨牆出米，因曰『白龍挂』。黨與甚多，漕糧起運，散搭船上，北行而會於通州，運官少米者，請以上坐，輒為他盜賤值輸之，誠兩都倉儲之巨蠹也。 [97]

另外，又記及揚州的「水老鴉」：

水老鴉者，揚州舟猾也。舟人多託故與客閧，其一即跳入水中，久不出，其一與索命，行旅亦爽然自失，不得不多與金帛求息。然跳水者伏行水中，已在二、三十里外登岸矣。 [98]

除此之外，亦談到南京的黑市：

秣陵有夜市，在笪橋廊下。每五更，盜者以所盜物至，不舉燈，惟暗中度物，又不出聲，物值隨其所值即度錢，或價與物等，或得利數倍。習以為常，略不致訝，蓋所來舊矣。 [99]

另一方面，他也談到南京、北京的山人。他說：「薛千仞（薛岡）謂今長安（按：明人詩文多以「長安」泛指京師）中無位而游者，不分牛驥皆稱山人，人亦不分牛驥，皆從而山人之，蓋以山人為美稱也。余謂古之山人高，今之山人辱，何則？山人者，上而好修，重已重人；次而詞賦，豔口悅心。茲留都以篾片（一曰催末屑，一曰催客）為詞賦，京師以幹辦為文章。與篾片揖讓者，利招致新安太學，拜門生，而媚己曰爺。與幹辦腹心者，利通仕路之血脈，而作己耳報神。淮陰與絳灌伍，謂我山人，我面赧矣！」 [100]

（三）飲食風貌

姚旅在書中也記到許多地方的飲食風貌，如記：「洪洞肅客，必有妓。主人送酒，妓彈琵琶，酬酢皆拜。客上席，妓列叩首，起而侍立席傍，酒三行，妓捧柸置席前，只用箸矣。每上一葷一素一飯，先以燒賣，終以羊血湯。及撤席，妓始賜坐，用盒痛飲。然余客其間，不免破例，一兩柸，妓即就坐矣。」 [101] 又云：「洪洞人請客，帖曰『市餐』，則就麵肆食蝴蝶麵，麵已，繼之以小菜、酒。」 [102]

比較特別的是，他提到江西「宗室有壺盤之風，宗中有一事相厚者，即各以壺盤至，餚或十盤、或八盤、或四盤，酒或一壺、或兩壺、三壺，隨其家厚薄，不計焉。即日，主人必具圍碗，謂之『添換』。另日，仍設席酬謝。後流而製一衣、置一器，亦輕舉焉。有一王孫，千金之產，以此，不越歲而破費殆盡。」 [103]

除了對飲食風習的描述之外，他還記了各地的一些食品，其中有不少彌足珍貴的材料。如南北各地的水產：桃花蜆、寶坻銀魚、丙穴魚、保德魚、鄱陽鯁、雲間四鰓鱸、九江魚子醬等。 [104] 其中談及山西保德州的保德魚云：

保德魚，冬以贈人，千里猶鮮，但須冰耳。余未嚐其臠，都閫鄭紹勛嘗守備此州，問之，曰：「黃河濁流，此地兩山夾澗，其流獨清，故肥膩芳美。其品則鯉、鯽、鰱三種耳。冰用滾水，隨遶隨凍。亦有贗者，其品稍變，染以胭脂，澆以綠豆水，則可玩不可食。」 [105]

又提及廣東的魚膾：

魚膾，古人皆重膾，今遍歷土風，作之者寡，惟東粵絕重，匪惟宴會，即歌樓、酒館，往往而是，重客雅士，間輒就餐，一舉而盡數盌。然膾重鱸者，以肉白無腥，粵雖以青魚，可掩昔美。往在翟武康衙齋，嚐其一臠，至今奪吾口政。 [106]

又記南京的水產：「今按秣陵物候，河豚以二月初至，刀鯽以三月初至，鰣魚以四月初至，皆有信候，不爽毫髮。秣陵人喜嚐新逐時，爭先不爭錢，物稍後即置不盻。鍾伯敬〈秣陵桃葉歌〉所云：『四月鰣魚不論錢，千錢劣得一時先，河邊挑向城中去，走到城中減半千。』即其證也。」[107]

另一方面，他也談及蟹和蝦。他根據所見，云：「蟹惟海陵為大，大踰尺。三吳出以深秋，莆中出以深冬。風味大略相同，驏食猶有臊氣，若以膏糝麵，味更為勝。」 [108] 又說：《周官‧庖人注》稱道「青州之蟹胥」，然而「今蟹胥以江南為美」，青州可以說無蟹胥。「博興雖有蟹，亦小小者耳，味復不佳。」 [109] 又云：「莆人極重蟹，讌客非持蟹不樂。王敬美（王世懋）謂土人不之重，殊重一重冤案。」 [110] 至於蝦，他認為溫州的蝦最為鮮美。他說：「永嘉之蝦，亦若苧蘿村之西施，脂肉皆香，大不能尺，貴欲千錢。」 [111]

另外，他又談到鮑魚的形狀以及北京鮑魚的價格：

鮑魚，辨之者多，皆以為乾魚矣。又有言海中有一種鮑魚，形如小鱅。第長安所賣鮑魚，乃如大海螺，其味甚芳，價一斤三百銅錢。今多以海螺肉充之，價只百錢。天地間物類至廣，不可以未睹而妄爭也。 [112]

此一記載，實為明代飲食史之絕好材料。

除了水產之外，姚旅亦提及兩廣的烤乳豬：「劉道真少漁草澤，一媼樂其歌嘯，殺豚進之，道真食盡，媼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夫二豚餘半，乃其小小者，今惟粵中有此，宴客匪此不敬。蓋取初生者，用香料燒之。捨粵，寥寥絕無。彼中土官，其先皆上國遺風，故俗猶有存焉。」 [113] 此外，又談到雲南雞蹤菌的油，一碗須千錢。 [114]

此外，又品論各地酒之高下云：「金陵無酒，近長干王家薏酒，亦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江北無如青州趙家露酒，可謂從事矣。曹州董酒，頗似余鄉酘酒，稍淡耳。然皆讓建溪玉帶春，以清勝也。」除此之外，也談到巴漢咂酒、華北桑落酒、襄陵酒及葡萄酒。 [115]

另一方面，在書中他也評論各地茶品之高下：

龍井茶不多，虎丘則薦紳分地而種，人得數兩耳。岕茶葉微大，有草氣見，丁長孺試其佳者，與松蘿不相伯仲。松蘿、天池，皆掐梗掐尖，謂梗澀、尖苦也。天池、武夷多贗品。天池則近山數十里概名焉，若山上之真者，與松蘿、岕山、虎丘、龍井、武夷、清源，可稱七雄。然而岕山如齊桓，實伯諸侯。天池如晉文。清源味稍輕，如宋王襄。蒙山生於石上，重之者以能化痰，然須藉別茶以取味，亦若東周天子耳。 [116]

這與謝肇淛在《五雜俎》中對茶的品評，略有差異。據謝肇淛的看法：「今茶品之上者，松蘿也，虎丘也，羅岕也，龍井也，陽羨也，天池也，而吾閩武夷、清源、鼓山三種，可與角勝。六合、鴈蕩、蒙山三種，祛滯有功，而色香不稱，當是藥籠中物，非文房佳品也。」 [117]

五、《露書》中的經濟資料

（一）貨幣與物價

姚旅在《露書》中曾記及雲南的貨幣，以及與銀的比價：

周九府有錢布刀龜貝，今天下不用貝，用之惟滇中。滇中曰蚆（蚆音葩，愽而頎，中廣而兩頭銳也。蚆，貝中之一種，滇曰此者，以用者此也。）有底曰孤兒蚆，底開曰開蚆，開蚆入小蚆曰合子蚆，則一當兩用。一箇曰一莊，四莊曰一手（以每數必四箇也）。十手曰半索，二十手曰一索（八十箇也）。二十索曰一袋（一千六百箇也），五袋為一百索，五十袋為一千索。貴則銀一錢換十二、三索，賤則十五、六索。以十六索計之，是一錢得一千二百八十箇也。一蚆可以買一物，則滇中之風景，尤勝於秣陵「一錢買得兩盤歸」也。 [118]

這一條資料，係明人有關雲南貝幣貨幣單位最詳盡之記載。陳全之（嘉靖二十三年〔1544〕進士）於《蓬窗日錄》中所載為：「貿易用貝，貝俗謂蚆，以一為庄，四庄為手，四手為苗，五苗為索，索蓋八十貝也。」 [119] 王士性（1547-1598）《廣志繹》的記述亦僅為：「貿易用貝，俗謂貝以一為庄，四庄為手，四手為苗，五苗為索，蓋八十貝也。」 [120] 另外，謝肇淛在《滇略》中，亦語及此：「海內貿易皆用銀錢，而滇中獨用貝，貝又用小者，產於閩廣，近則老撾等海中，不遠數千里而捆致之。俗名曰蚆，其用以一枚為一粧，四粧為一手，四手為一緡，亦謂之苗，五緡為一卉，卉即索也。一索僅值銀六釐耳。而市小物，可得數十種，故其民便之。」「但其數多，既不勝荷挈，而又易於破壞，緣其值甚輕，故亦不惜耳。輸稅於官，與銀互入，而收之者，又轉易銀以入帑，稍為不便云。」 [121] 在《五雜俎》中，謝氏也說：「滇人以貝代錢，每十貝當一錢，貧民誠便。然白銀一兩，當得貝一萬枚，攜者不亦難乎？且易破碎，非如錢之可復鑄也。」 [122] 相較之下，姚旅的記載要詳細得多。

另外，他也談到漳州人利用水銀，將西班牙人自中南美洲運來的銀錢增加重量：「外國銀錢每一錢，漳人以水銀法浸之，可增重一、二錢。」[123] 此一資料，也極為珍貴。

另一方面，《露書》中也記載了一些物價資料，這類的資料除前面已提過者外，又如記「雲在山者，撫州人，多異術，能為人追寫亡人小像，酷肖，每一像只索謝三金。」 [124] 又記：「龍沖，龍鼻傍骨也，黑色，非角非鬚，截以為珠，一串可數十金，於郭聖僕手中見之。」 [125]

另外，又記及一條買妾的價格，而該名「女子」竟然是男兒身：

甲辰（萬曆三十二年，1604），有人載一女子，手纖足小，顏色妖麗，至金陵上新河賣之，一太學納百四十金得之，定情之夕，一男子也。訴之朱侍御，侍御曰：「從江上來，何從跡之？」又一太學見之，願以八十金與求，此生反不忍捨之已。 [126]

前一位監生花了140兩銀子買到一個假貨，感到難過；另一名的監生反願以80兩銀子接手，後者或可能有斷袖之癖！

（二）海外貿易

除物價資料之外，姚旅在《露書》還記載了煙草傳入漳州之後，漳州農民大量種植，在萬曆末年，已回銷至菲律賓：

呂宋國出一草曰淡巴菰，一名曰醺，以火燒一頭，以一頭向口，烟氣從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且可闢瘴氣。有人攜漳州種之，今反多於呂宋，載入其國售之。 [127]

又云：「淡巴菰，今莆中亦有之，俗曰金絲醺，葉如荔枝，搗汁可毒頭蝨，根作醺。」 [128] 此二條資料，可以讓我們了解煙草初輸入中國的情況。鄭振鐸先生曾認為：關於煙草輸入中國的記載，當以此兩條資料為最早。 [129]

特別指得注意的是，他還提到漳州府的海澄人，多從臺灣北港番處買得鹿筋、烏魚子、饅魚脬等物，這條資料極為珍貴：

鹿筋、烏魚子、饅魚脬最佳味，而海澄最多，皆來自北港番。北港番者，去海澄七日程。其地廣而人稀，饒鹿與魚。其俗得鹿，只取其腸，洗淨繞臂，沿途生啖之，餘盡棄之，故海澄人以濫物易歸。又烏魚、帶魚之類，皆咬尾逐隊，千百為群，取者必徐舉，聽其去半取之，不然即決網斷繩而去。 [130]

在記及當時臺灣原住民的風俗時，也提及類似的情況：

北港俗，親死即刳去臟腑，以火乾尸，貯木懸梁，歲時出而祭之，其不識禮義如此。其人散居，無君長，惟甲長之類為頭目。中國十人以下至其地，則彼殺之；五十人以上，則彼閉戶而避我。捕魚、逐鹿者入其境，必分贈甲長土宜。閩撫院以其地為東洋日本門戶，常欲遣數百人屯田其間，以備守禦。 [131]

可見當時福建人與臺灣南部的平埔族，已有相當頻繁的貿易往來。

（三）農作物栽培

姚旅在書中，也談及若干農作物的栽培情況，其中除了上舉的煙草種植之外，還提及北京冬季栽培牡丹花的方式，以及牡丹初上市時的價格：

長安獻歲，朔日即有牡丹花，花大如巨盌，葉青蔥如翡翠，蓋於窖中以火力奪天工也。中貴市以進上，初折枝，一瓶酬五十金，漸次減值。余於初四、五在郭聖胎齋頭賞之，蓋中貴以悅一甲科，甲科以詒聖胎，為催詩使者也。 [132]

這與謝肇淛在《五雜俎》中所記的大同小異：「今朝廷進御，常有不時之花，然皆藏土窖中，四周以火逼之，故隆冬時即有牡丹花。計其工力，一本至十數金，此以難得為貴耳。」 [133]

另外，又記及山茶花的傳入莆田以及廣泛種植，並談到價格的轉變：「川茶花，花豔而清，芍藥疑不敢稱弟。莆中嘉靖前未有此，有仕蜀者攜至，秘不以分人，鄭僉憲（東白）訪其人，其人尚臥，僉憲令蒼頭移去，因折枝插地，明年遂成數十本。自是莆中盛開，初時售人，計葉取錢，葉可百錢，今亦計樹之大小。」 [134]

此外，又比較當時各地甘蔗的栽培情況以及甜度：

張載詩：「江南都蔗，讓液豐沛，三巴黃甘，瓜州素奈，凡此數品，殊美絕快，渴者所思，銘之衣帶。」今不第豐、沛無蔗，海內寥寥，有之惟閩粵，多液而甜。其運入兩都者，出自西江（按：即江西），不半閩而味復短。甘亦惟泉州、漳州為佳，兩都得之，喜同隋珠。洞庭只堪作奴，三巴至小至酸，稱以重臺可也。 [135]

此一資料，足供研究甘蔗栽培史之助。 [136]

結語

姚旅雖一輩子無任何功名，然卻不失為一位對當時世態的觀察者，所撰《露書》成於萬曆末年，即記錄了大量萬曆中後期或稍前的資料。由於該書內容，多半係其東南西北頻繁旅程中的親身見聞，且含蓋範圍甚廣，對於研究明代後期的社會現象、經濟活動，甚或文化史，均提供了相當多有益的材料。其中，不乏罕見的記載，如其記宣府城外之蒙古定住民、雲南貝幣之計算單位、漳州人與臺灣北港原住民的往來、漳州人種植煙草回銷呂宋，以及明帝國各地風土民情、飲食風尚，以及各地娼妓差異、甘蔗栽培情況，對於探討晚明社會各層面，均係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當中又記載了一些物價的資料，如鮑魚、姬妾的價格，也彌足珍貴。

總體而言，此書的史料價值，並不亞於先前的一些筆記，有些記載甚至比謝肇淛的《五雜俎》、王士性的《廣志繹》還要詳盡，值得大家注意。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1] 見謝國楨，《明清筆記叢談》（臺北：仲信書店據1980年再版盜印，出版年不詳），頁38-43。

[2] 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子部第111冊，頁526-804。

[3] 清‧錢謙益輯，《列朝詩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96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丁集卷7，頁332。〔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明代傳記叢刊》第9冊，臺北：明文書局，1991），卷18，頁661。關於姚旅的生平，又見〔清〕潘介祉輯，《明詩人小傳稿》（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鉛印本，1986），卷4，頁159。道光《福建通志》（臺北：華文書局影同治10年刊本，1968），卷213，〈明文苑‧興化府〉，頁3921下-3922。

[4] 《露書》，卷首，李維楨〈露書序〉，頁528。

[5] 見《露書》，卷10，〈錯篇下〉，頁723。

[6] 見《露書》，卷7，〈雜篇〉，頁662。

[7] 見《露書》，卷14，〈異篇下〉，頁801。

[8] 見《露書》，卷首，〈露書自序〉，頁534。

[9] 見《露書》，卷9，〈風篇中〉，頁698。

[10] 見《露書》，卷12，〈諧篇〉，頁761。

[11] 見清‧錢謙益輯，《列朝詩集》，丁集卷7，頁332-33。

[12] 見《露書》，卷首，〈露書自序〉，頁534。

[13] 見《露書》，卷9，〈風篇中〉，頁704。

[14] 見《露書》，卷14，〈異篇下〉，頁801。

[15] 見《露書》，卷首，〈露書自序〉，頁535。

[16] 見《露書》，卷14，〈異篇下〉，頁802。

[17] 見《露書》，卷12，〈諧篇〉，頁760。

[18] 見《露書》，卷14，〈異篇下〉，頁801。

[19] 見《露書》，卷10，〈錯篇下〉，頁736。

[20] 見《露書》，卷13，〈異篇上〉，頁783。

[21] 見《露書》，卷12，〈諧篇〉，頁760。

[22] 見《露書》，卷13，〈異篇上〉，頁787。

[23] 見《露書》，卷首，李維楨〈露書序〉，頁528下。關於該書刊行時間，謝國楨先生言在崇禎年間，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者，則定為天啟年間。

[24] 見《露書》，卷首，〈露書自序〉，頁534。

[25] 見《露書》，卷首，侯應琛〈露書序〉，頁532。

[26] 見《露書》，〈露書自序〉，頁535。

[27] 見《露書》，卷首，〈露書自序〉，頁534。

[28] 見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128，〈子部‧雜家類存目五〉，頁764。

[29] 《露書》，卷7，〈跡篇〉，頁673。

[30] 參見賀明靜編著，《（1556年）華縣地震災害研究》（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0），頁92。

[31] 《露書》，卷9，〈風篇中〉，頁702。

[32] 蘇同炳的《明代驛遞制度》（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9），以及劉廣生所編的《中國古代郵驛史》（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1986），均談及急遞舖，但均未及應用此一資料。

[33] 《露書》，卷9，〈風篇中〉，頁705。

[34] 明末名將滿桂（？-1629）即為宣府的蒙古人。據清‧陸奎勳所撰的〈滿桂傳〉云：「滿桂，蒙古人，自幼家宣府。」見《陸堂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270冊），卷16，頁695。

[35] 《露書》，卷9，〈風篇中〉，頁705。

[36] 《露書》，卷9，〈風篇中〉，頁704。承徐玉虎先生告知，此條資料之記載可能言過其實，福建子弟戲應該是中國冊封使抵達時，才演出做為招待，平常應是不演的。

[37] 《露書》，卷9，〈風篇中〉，頁704。

[38] 《露書》，卷9，〈風篇中〉，頁705-706。

[39] 《露書》，卷9，〈風篇中〉，頁706。明末，除了海澄人開始仿製之外，亦有資料提及上海人也加以模仿。事據明‧佚名，《雲間雜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244冊）云：「西僧利瑪竇作自鳴鐘，以銅為之，一日十二時，凡十二次鳴，子時一聲，丑時二生，至亥則聲十二。利師同事之人郭仰鳳，住上海時，上海人倣其式，亦能為之，第彼所製高廣不過寸許，此則大於斗矣。」（見頁488）

[40] 《露書》，卷9，〈風篇中〉，頁702-703。

[41] 《露書》，卷13，〈異篇上〉，頁783。

[42] （康熙）《福建通志》（收於《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卷63，〈雜記〉，頁2678。

[43] 《露書》，卷9，〈風篇中〉，頁708-711。

[44] 《露書》，卷9，〈風篇中〉，頁708。

[45] 《露書》，卷9，〈風篇中〉，頁711。

[46] 《露書》，卷9，〈風篇中〉，頁715-716。

[47] 《露書》，卷8，〈風篇上〉，頁681。

[48] 《露書》，卷9，〈風篇中〉，頁703。

[49] 《露書》，卷8，〈風篇上〉，頁681。

[50] 《露書》，卷8，〈風篇上〉，頁681-682。

[51] 《露書》，卷8，〈風篇上〉，頁682。

[52] 明‧田藝蘅，《留青日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92），卷21，「弄新婦」，頁398。

[53] 《露書》，卷8，〈風篇上〉，頁682。

[54] 《露書》，卷8，〈風篇上〉，頁682。

[55] 《露書》，卷8，〈風篇上〉，頁682。

[56] 見明‧王士性，《廣志繹》（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1），卷5，〈西南諸省〉，頁109。

[57] 明‧郎瑛，《七修類稿》(台北：世界書局，1963)，卷15，〈義理類〉， 「惡俗」，頁224。

[58] 《露書》，卷8，〈風篇上〉，頁682。

[59] 江西此種風俗一直至清代猶然。（乾隆）《南昌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影乾隆16年刊本，1989）云：「俗恥再蘸，家有嫠婦嫁，必破壁出之或毀垣，不令由戶；嫁必以夜，不用鼓樂，見者唾為不祥。」見卷19，〈風俗志〉，頁375。民國《昭萍志略》（臺北：成文出版社影民國24年刊本，1975）亦云：「恥再蘸，有嫠婦嫁，必由門外階下出，謂之『下階』。」見卷12，〈風土志〉，頁2359。

[60] 《露書》，卷8，〈風篇上〉，頁683。

[61] 《露書》，卷8，〈風篇上〉，頁691。

[62] 《露書》，卷8，〈風篇上〉，頁682。

[63] 《露書》，卷8，〈風篇上〉，頁683。

[64] 《露書》，卷8，〈風篇上〉，頁692。

[65] 《露書》，卷8，〈風篇上〉，頁690。

[66] 《露書》，卷8，〈風篇上〉，頁690-691。

[67] 《露書》，卷8，〈風篇上〉，頁691。

[68] 《露書》，卷8，〈風篇上〉，頁691。

[69] 《露書》，卷8，〈風篇上〉，頁692。

[70] 《露書》，卷8，〈風篇上〉，頁691。

[71] 《露書》，卷8，〈風篇上〉，頁691。

[72] 《露書》，卷9，〈風篇中〉，頁694。

[73] 《露書》，卷9，〈風篇中〉，頁694-695。姚旅在此說此詩為王同軌所作，而蔣一葵在《長安客話》（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中則說是金陵陳鐸（字大聲）所作（見卷2，〈皇都雜記〉，頁34），到底作者是誰，有待查證。

[74] 《露書》，卷9，〈風篇中〉，頁702。

[75] 《露書》，卷9，〈風篇中〉，頁702。

[76] 《露書》，卷9，〈風篇中〉，頁702。

[77] 《露書》，卷10，〈錯篇上〉，頁720。

[78] 《露書》，卷10，〈錯篇上〉，頁720。

[79] 《露書》，卷10，〈錯篇上〉，頁720-721。

[80] 《露書》，卷10，〈錯篇上〉，頁721。萬曆末年，袁宏道（1568-1610）言：「京師人至七、八月，家家皆養促織。余至郊野，見健夫小兒群聚草間，側耳往來，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者，至於溷廁汙垣之中，一聞其聲，湧身疾趨，如饞貓見鼠。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不論老幼男女，皆引鬥以為樂。」見袁宏道，《袁中郎全集》（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影明刊本，1976），卷16，〈雜錄〉，「畜促織」，頁733-736。

[81] 《露書》，卷10，〈錯篇上〉，頁721。袁宏道談及北京的鬬蛛云：「鬬蛛之法，古未聞有，余友龔散木創為此戲。散木與余同館，每春和時，覓小蛛腳稍長者，人各數枚，養之窗間，較勝負為樂。蛛多在壁陰及案板下，網止數經，無緯。捕之勿急，急則怯，一怯即終身不能鬬。宜雌，不宜雄。雄遇敵則走，足短而腹薄，辨之極易。養之之法，先取別蛛子未出者，粘窗間紙上，雌蛛見之，認為己子，愛護甚至，見他蛛來，以為奪己，極力禦之。惟腹中有子及已出子者，不宜用。登場之時，初以足相搏，數交之後，猛氣愈厲，怒爪獰獰，不復見身。勝者以絲縛敵，至死方止。亦有怯弱，中道敗走者。有勢均力敵，數交即罷者。散木皆能先機決其勝敗。捕捉之時，即云某善鬬、某不善鬬、某與某相當，後皆如其言。其色黧者為上，灰者為次，雜色為下。名目亦多，曰玄虎、鷹爪、玳瑁肚、黑張經、夜叉頭、喜娘、小鐵嘴，各因其形似以為字。飼之以蠅及大蟻。凡饑飽喜嗔，皆洞悉其情狀。其事瑣屑，不能悉載。散木甚聰慧，能詩，人間技巧事，一見而知之，然學業亦因之廢。」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16，〈雜錄〉，「鬬蛛」，頁737-739。

[82] 《露書》，卷10，〈錯篇上〉，頁721。袁宏道在談及北京的鬬蟻時云：「嘗過西山，見兒童取松間大蟻，剪去頭上雙鬚，彼此鬬咬，至死不休。問之，則曰：『蟻以鬚為眼，凡行動之時，先以鬚左右審視，然後疾趨。一抉其鬚，即不能行，既憤不見，因以死鬬。』試之，良然。余謂蟻以鬚視，古未前聞，且蟻未嘗無目，必待鬚而行，亦異事也，識之，以俟博物者。」見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16，〈雜錄〉，「鬬蟻」，頁736-737。

[83] 《露書》，卷10，〈錯篇上〉，頁721。

[84] 《露書》，卷10，〈錯篇上〉，頁721。清初，屈大均（1630-1696）在《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5）中，亦曾語及廣東有此風俗：「廣州兒童，有賭蔗、鬬柑之戲。蔗以刀自尾至首破之，不偏一黍，又一破直至蔗首者為勝。柑以核多為勝。」見卷9，〈事語〉，「賭蔗鬬柑」，頁302。

[85] 《露書》，卷8，〈風篇上〉，頁679。

[92] 《露書》，卷7，〈雜篇〉，頁664。

[93] 《露書》，卷9，〈風篇中〉，頁698。

[94] 《露書》，卷9，〈風篇中〉，頁698。

[95] 《露書》，卷9，〈風篇中〉，頁698。

[135] 《露書》，卷10，〈錯篇上〉，頁719。

[136] 季羨林先生的《糖史》（收入《季羨林文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第9卷）中，未應用到此一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