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王鴻泰教授
討論人：李焯然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授）、王昌偉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授）、許齊雄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授）

日　期：民國98年6月7日（星期日）上午10：00
地　點：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62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會議室（勤大樓四樓）

民國89年4月28－30日
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漢學研究中心．中國明代研究學會共同主辦

1.從《王龍溪先生全集》等書探討王畿哲學的兩重性及人的兩種非難
方祖猷　寧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一、關於王畿哲學體系的兩重性：《王龍溪先生全集》和錢德洪主編的《陽明年譜》關於天泉證道的記載中，陽明指出「四有」「四無」應相資為用，四句教法是徹上徹下語，王畿表示「有省」，因而構成其哲學的上下，實權，主次兩重層次。這可從他的心體論、工夫論和理想人格論中得到反映。然而這兩重層次中，他內心深處重視的是「四無」說，遂造成其體系的內在矛盾。

二、時人對王畿的兩種非難：從《聶雙江先生文集》和《念庵文集》中，發現聶豹與羅洪先非難王畿的已發求良知說，把良知等同於知識而逐外；王畿則認為良知與知識都屬「知」，良知不能外於知覺，然知識非良知，兩者性質不同。而楊豫孫提出以「知識為性」，企圖糾正王畿未把知識提到應有的高度的偏差。聶豹、羅洪先力主「格物無功夫」，批評王畿「周物而不過」的格物說為重外輕內，而吳悟齋及《高子遺書》中所載高攀龍的觀點，則主張返歸朱熹的格物論。對王畿的這兩種非難，可窺見晚明朱學和實學思潮的興起。BACK

2.《賜餘堂集》對研究晚明政治的史料價值
王戎笙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賜餘堂集》是錢士升的文集，共十卷，約20萬字，乾隆四年刻。《明史》錢士升傳的初稿本（史官陸奎勳擬稿）曾提到《賜餘堂集》一書，但欽定《明史‧錢士升傳》刪去了這一書名。此書為四庫禁毀書之一，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珍藏。現由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整理，編入集部第七冊，北京出版社影印出版。

錢士升是萬曆四十四年狀元，才氣橫溢。他不是東林黨人，但出於正義，不惜蕩盡家產，冒險營救受害的東林人。

最能反映錢士升政治見解及其不容於崇禎皇帝的是他的《四箴》，但《明史‧錢士升傳》只有簡略說明：「大指謂寬以御眾，簡以臨下，虛以宅心，平以出政，其言深中時弊。帝雖優旨報聞，意殊不懌也。」崇禎九年錢士升糾參李璡，崇禎皇帝卻嚴厲斥責道：「即欲沽名，前疏（王按：指《四箴》）已足致之，毋庸汲汲。」錢士升惶懼，遂引罪乞休。錢士升的《四箴》如何深中時弊，為什麼深中時弊的話反被崇禎皇帝認為是沽名釣譽。這是研究晚明政治的重要文獻，但只能從錢士升的文集中看到《恭獻四箴疏》的全文。 閱讀全文 →